一、引言
标准必要专利（SEPs）是实施5G等技术标准所必需的发明专利。其许可条件与使用费争议已在全球范围内演变为跨司法管辖区的复杂“专利战”，涉及技术标准、专利法、竞争法与许可经济学等多个维度。
当前，智能手机、车联网设备及工业传感器等产品普遍嵌入大量SEP。一部智能手机可能涉及超25万项专利，这些专利由多家企业通过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标准制定组织（SDO）协作完成。统一技术规范保障了不同厂商产品的互联互通，提升了市场效率与消费者福利。
由于标准必然包含专利技术，实施人必须获得许可——这使SEP权利人形成对产品开发者的制约优势，可能导致“专利劫持”，即索取远超技术实际价值的许可费。该问题因“许可费堆叠”进一步加剧：多个权利人就同一产品分别主张许可费，导致累计费用可能超过产品本身价值。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古诺互补品问题”：各方独立定价而缺乏协调，推高终端价格并抑制产出。
为缓解风险，多数SDO要求成员以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RAND）条件许可SEP。FRAND承诺本质上是一项合同义务，旨在促进标准广泛采用。但SDO通常未明确定义FRAND费率构成，将其交由双方谈判决定，而谈判常陷于僵局，引发高风险、跨国诉讼。
另有观点提出“反向劫持”现象，即部分实施人拖延谈判、规避合理付费。但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该行为具有普遍性。
近年来，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尤其是调解与仲裁，被寄望为高效、保密、专业化的解决方案。调解可促进沟通、缩小分歧，主动启动调解亦可视作善意谈判信号；而仲裁在SEP语境下则面临结构性局限。本文主张：SEP争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更适于通过法院诉讼解决——依托严谨程序、透明裁决、专业裁判与判例积累，方能实现FRAND原则的实质目标。
二、司法程序在许可费率确定中的优势
法院已在FRAND许可费率判定中形成成熟、一致的方法体系。相较保密性高、无先例效力的仲裁，司法裁决基于法律与经济原理，接受上诉审查，体现衡平性考量而非机械适用规则。
1. 成熟的损害赔偿原则：对Georgia-Pacific要素的灵活应用及价值分摊原则的核心地位
美国专利法以Georgia-Pacific十五要素为合理许可费分析基础，涵盖可比许可、商业关系、产品盈利能力等。但在FRAND案件中，法院已明确需避免机械套用——例如第4项“维持专利垄断政策”即与FRAND非歧视承诺相悖。因此，初审法院应依个案事实与权利人真实承诺调整适用。
价值分摊原则是核心：损害赔偿仅反映专利技术贡献的价值，不得将整机或其他非专利特征价值纳入。法院通过整体市场价值规则（EMVR）落实该原则——仅当专利技术驱动市场需求时，方可按整机价值计费；在SEP案件中，更要求许可费须严格分摊至专利带来的增量价值，剔除标准化过程产生的附加价值。
实践中，法院常用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作为计算基准（如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芯片），确保费率与技术价值匹配。虽SSPPU非法定实体规则，但已成为重要证据工具。值得注意的是，IEEE 2022–2023年规则修订已取消对其特别强调，允许在适当时采用其他价值层级。
法院主要采用两种互为验证的方法确定FRAND费率：自上而下法（先定标准总许可费，再按专利组合实力分配）与可比协议法（参考同类技术许可）。TCL诉爱立信案即综合运用二者，增强稳健性、规避极端值。尽管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完全依赖可比协议，否定自上而下法；也有强调“事前增量价值”的时间维度理论——但法院已作出务实回应：以权利人标准采纳前公开声明替代稀缺的事前数据；同时对受诉讼压力或议价优势影响的许可协议予以折价处理，并结合地域、范围、时机等因素精细化调整。
英国、德国法院亦采纳类似混合路径：深度审查可比协议并校准差异，再以自上而下逻辑检验合理性。这反映全球专利组合许可日益成为商业现实，分析必须立足此背景。
相较之下，仲裁员受限于时间、权限与证据开示机制，在技术证据审查、经济模型评估、专利有效性概率判断等方面能力不足，难以实现同等分析深度。其程序约束亦无法支持多次庭审与专家质证持续修正费率结果，分析趋于简化。
此外，法院日益重视两项证据实践：一是采用专利必要性抽样等技术评估专利组合实力，避免过度依赖权利人申报数量；二是要求对关键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依托可观察市场数据而非单方主张作出判断——此类实践在ADR中难以可信复制。
2. 法院在专家证言审查中的守门人作用
诉讼另一优势在于法院对专家证据的严格把关。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及多伯特案确立法官须确保专家证言具备相关性与方法可靠性；英格兰与威尔士亦通过《民事诉讼规则》第35条及Ikarian Reefer案设定类似标准。
Posner法官在苹果诉摩托罗拉案中即以方法缺乏严谨性为由排除双方专家证言：一名专家机械套用Georgia-Pacific要素却无分析支撑；另一名虽提次优方案，却未证明其技术与商业可行性。此类审查有效防止投机性方法干扰裁判，确保许可费建立于坚实证据之上。
法院还可协同诉讼程序强化审查效果：法官可要求双方同步提交专家报告、聚焦争议焦点，并通过专家质询厘清分歧；即便在陪审团审理中，亦可限定采用符合价值分摊原则的模型，排除锚定效应干扰。而仲裁员不受Daubert等正式规则约束，采信标准宽松，易采纳法院会排除的证据；且仲裁决定通常不可上诉，缺乏系统性证据标准，亦无权向非当事方签发传票调取可比许可数据。
仲裁员在评估专家资质方面制度化能力有限，存在采纳“伪科学”方法论的风险，动摇FRAND裁决所需的经济与技术分析根基。
3. 全球FRAND司法裁决的兴起
近年，各国法院纷纷主张对全球专利组合设定FRAND许可费率的管辖权。英国最高法院在2020年无线星球诉华为案中确立：鉴于专利组合许可全球化趋势，逐国核定既低效又不可行，只要符合商业现实，英国法院即可裁定全球FRAND条款。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亦在实践中展现面向全球的专业能力与制度抱负。随着英、美、中、德竞逐全球FRAND裁判高地，各司法辖区更有动力作出论证充分、利益平衡、逻辑严谨的判决，推动形成趋同、透明、具说服力的判例体系。
该模式亦受批评，质疑其违背专利法地域性原则、扩张管辖权、忽视各国法律与经济差异。同时，法律适用差异（英国适用合同法、中国适用本国法）催生择地行诉，加剧判决分歧。为此，各国法院已借助禁诉令、反禁诉令等程序工具协调平行诉讼，如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微软诉摩托罗拉案、德国上诉法院在诺基亚诉大陆集团案中的实践。
统一专利法院（UPC）及其专利调解与仲裁中心（PMAC）正构建泛欧洲专业化平台。尽管PMAC提供ADR服务，但任何和解协议须经UPC裁定确认后方具强制执行力，从而纳入司法监督并生成公开记录。
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前，已通过摩托罗拉与三星案确立竞争法约束：限制权利人对善意被许可人寻求禁令，使救济手段与FRAND非歧视目标协调。专业化裁判、平行诉讼管理与竞争法约束协同，正推动形成互通的裁判方法体系，抑制策略性排他救济动机。
仲裁则缺乏构建全球FRAND制度框架的结构性职权：无法强制第三方参与或保障跨辖区协调，亦无法处理竞争法等公共利益议题，不能将结果纳入统一司法记录。其裁决仅约束当事方、不具公开性、无上诉审查、不形成判例，难保全球协同性、透明度与可执行性，亦削弱管理平行诉讼与择地行诉的能力。
4. 优先适用金钱救济而非禁令救济
各国法院普遍倾向以金钱赔偿替代禁令救济。美国eBay诉MercExchange案摒弃禁令自动支持原则，要求权利人满足四要素衡平审查：证明难以弥补的损害、法律救济不足、利益权衡合理、符合公共利益。
此原则对SEP意义重大：Lemley与Shapiro指出，作出FRAND承诺的权利人实已放弃对善意实施者主张禁令的权利。禁令威胁恰是专利劫持主因——诱使其索取基于市场排除成本而非技术价值的许可费。针对单一非核心SEP发布禁令，可能对实施人及公众获取标准化技术造成不成比例损害。
全球司法实践对SEP禁令持审慎立场。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中设定详尽程序：权利人须先提供符合FRAND的书面要约，禁令适用限于拒绝善意协商的非善意被许可人。Jorge Contreras与Martin Husovec研究证实：授予专利禁令绝非“纯粹自动过程”，所有司法辖区均保留裁量空间。
这种跨辖区一致性，确保SEP主张集中于合理金钱补偿，促进技术普及，防范禁令沦为战略工具。但仲裁无法像法院那样，制度性保障FRAND语境下优先适用金钱救济。仲裁员缺乏eBay四要素等成熟衡平法训练，难平衡难以弥补的损害、法律救济充分性与公共利益；其保密性阻碍形成公开约束框架，且在缺乏上诉与先例约束下，可能出现标准不一，甚至支持法院仅在例外情形才允许的排他性禁令。
三、法院诉讼程序的透明度优势
法院职能不仅限于个案解决，更通过公开审理与说理判决，形成可预测的FRAND信息与规范，发挥两重作用：遏制机会主义行为，提供谈判基准。
1. 公开获取与问责机制
诉讼与仲裁的根本区别在于程序公开性。法院文件、庭审及判决原则上对外公开，形成可查记录，惠及许可生态并强化问责。公开判决使同类当事人了解许可先例与市场费率，助力信息充分谈判，便于监督FRAND裁判方法论。
普通法体系下，非当事方可依保密措施与比例原则查阅法庭文书。英国最高法院确认，若有助实现公开司法，法院即有权赋予查阅权。近期FRAND判决多发布删节版，兼顾商业秘密保护与市场指导价值；UPC亦借鉴此做法，允许公众查阅脱敏后的案件材料。
SEP争议关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涉及公共利益。多数法律体系承认公共政策可限制私法裁决：仲裁裁决若违反公共政策（如欧盟竞争法），法院有权拒绝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亦规定，违背法院地公共政策的裁决可不予承认。
ADR支持者常将保密性列为优势。但法院同样拥有保护敏感信息的工具：保护令、不公开质证、匿名化处理等。系统性保密反而加剧FRAND语境下的信息不对称——非歧视原则要求同类被许可人获相近条款，而保密机制使核查困难，固化信息差。诉讼通过公开判决与针对性删减，可在保护敏感材料同时缓解信息不对称。
2. 对未来许可的判例价值
法院判决产生具约束力的判例（普通法）或具强说服力的权威判例（大陆法），为未来谈判与裁判提供指引。遵循先例提升一致性与可预见性，降低法律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当事人可对照已确立认定校准谈判立场，预判法院对许可费分摊、可比协议、专利组合强度等问题的处理思路。
英国等司法辖区已逐步构建覆盖全球专利组合许可、非歧视原则适用等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相比之下，商事仲裁裁决无正式先例效力，“软先例”影响力有限。重复争议频发，同类裁决易现分歧；上诉途径受限、异议门槛高，进一步削弱法律原则统一适用可能。各仲裁庭独立运作，缺乏法院依托先例形成的系统化裁判逻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虽受理约80起FRAND调解及大量仲裁案，但裁决均无法创设约束后续仲裁庭的规则。国际商会（ICC）仲裁裁决中仅15%援引既往裁决，印证仲裁对先例依赖极低。
Venture Global液化天然气合同并行仲裁案即凸显风险：同一事实，两仲裁庭作出相反结论——BP胜诉而Shell败诉。此类分歧令市场质疑仲裁结果是否取决于仲裁员选任。在SEP领域，仲裁确定的许可费率将成为后续谈判基准，不可预测与矛盾裁决将动摇FRAND承诺所保障的稳定性与非歧视准入。
3. 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价值
法院判决生成仲裁难以复制的市场信息：披露分析步骤、费率设定方法与核心结果，支持中小企业高效谈判。欧盟委员会强调，透明度与信息可得性对构建良好SEP许可框架至关重要，尤其对资源有限的小型实施人。
公开判决亦为其他权利人提供参考，助其调整许可策略并评估自身专利组合定价基准。相反，仲裁保密性加剧信息不对称：多次许可方可能积累私有裁决数据库，新实施人几乎无法获取——助长价格歧视，增加验证FRAND非歧视条款难度。
联合国贸法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等改革趋势，印证共识：涉公共利益争议亟需通过说理充分的公开裁决及关键文件开放获取来实现治理。
四、司法专业化与仲裁的局限性
FRAND纠纷围绕反复出现的技术与经济问题，机构选择至关重要。法院可通过同类案件反复审理、专业法官名单建设、上诉反馈机制持续积累经验；裁判理由公开并接受上诉审查。
专利审判高度依赖专业化司法机构。美国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专利法适用；英格兰及威尔士专利法院设专门程序指引；德国由杜塞尔多夫等少数法院集中审理侵权案，联邦专利法院专审效力；中国2019年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全国裁判尺度；欧洲统一专利法院（UPC）则设初审与上诉法院，行使泛欧管辖权。
司法专业化对FRAND裁判至关重要：熟悉专利组合许可、必要性抽样及价值分摊的法院，能更有效审查可比协议、区分标准衍生价值与技术贡献，并构建前瞻性救济。集中审理亦提升保密机制、技术说明会、“专家质询”等案件管理工具效能。
仲裁员则面临固有局限：个案临时选任，难达专业合议庭的制度化一致性与深厚知识积累；仲裁机构制度性支持有限，缺专属案件管理工具与技术数据库。
诉讼还具仲裁难以复制的制度保障：上诉审查可纠错、统一规则、提供公开指引。微软诉摩托罗拉案确认法官确定RAND许可费的合法性；爱立信诉D-Link案则严格限制陪审团指示与损害赔偿证据，坚守价值分摊原则。英国FRAND判决亦可上诉，借脱敏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明晰法律适用。
仲裁裁决终局性强，上诉理由极为有限。其终局性虽提升效率，却牺牲关键监督机制——错误或说理不充分的裁决，可能对当事人及市场产生重大不可逆影响。司法伦理规则亦为司法体系提供另一层保障，而仲裁在此方面缺乏健全制度设计。
此外，仲裁裁决执行存不确定性：须经国家法院司法承认，额外程序易致迟延，并可能因公共政策、程序瑕疵、超出仲裁范围等理由被拒。即使形式承认，各地执行标准解释亦存差异。相较之下，成熟司法辖区的法院判决更具可预测性、透明度与权威性，仲裁对司法承认的依赖，使其所谓效率优势在复杂跨国SEP争议中大打折扣。
五、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仲裁支持者常强调其效率高、可选技术专家、保密性强。这些优势在普通商事争议中成立，但在SEP纠纷中具有显著局限。
就效率而言，SEP常涉多方主体、跨多司法辖区，结构上并不适配私有仲裁。专利有效性与侵权由专门法庭审理，许可费问题另案处理，增加专家负担与排期冲突；仲裁合并审理与追加当事人受限于各方同意与规则，易致大量独立程序涌现。仲裁地选择亦添不确定性：依仲裁地法撤销申请及执行地法院承认程序，均可能拖延甚至阻碍执行。须指出：一方拒绝仲裁，不等于不愿按FRAND达成许可；ETSI等主流SDO的知识产权政策亦未将仲裁列为指定争议解决方式。
就专业能力而言，单凭技术专长仲裁庭，不足确保FRAND费率所需的法理一致性。关键在于长期接触同类案件并形成可检视的推理规范——这恰是公开裁判、上诉审查框架下的法院所具优势。仲裁彼此独立，无约束性判例法；已公开裁决或有参考价值，但方法论错误若不纠正，将长期存续，无法如司法判决般通过公开说理协调各案。
就保密性而言，问题核心并非商业秘密保护——法院已能充分提供。真正问题在于：保密导致审查非歧视原则及对标同类许可所需信息系统性缺失。在互操作性标准市场中，保密性使经验丰富者占据信息优势。若当事人仍倾向仲裁，可推动制度改进：形成附理由的公开裁决；或经同意令将仲裁结果纳入公开文书；结构化披露可比协议并摘要匿名化；采用最终报价仲裁缩小争议并保障裁决理由透明度供第三方参考。
这并非否定仲裁价值，而是明确其功能定位：可作为辅助手段，用于落实法院设定框架、解决特定会计或合规争议，或在公开判决参数内确定许可费率。但若作为跨专利组合与市场确定FRAND费率的默认机制，其优势实取决于法院更能保障的关键条件——专业化、监督与透明性。
六、结语
SEP争议处于技术标准化、全球专利组合许可与竞争法限制的交叉点。本文指出，法院相较仲裁在应对相关问题上更具优势：已发展出透明、可审查的费率确定方法，核心包括价值分摊原则、可比协议体系化运用及专家证据规范审查；能在商业需要时承担全球许可条件裁定任务；并倾向以金钱赔偿为主，而非排除性救济。这些制度特征有助于形成指导性判例、减少信息不对称、为市场提供未来谈判基准。
仲裁在普通商事案件中有其合理性，但在SEP语境下则不然：专利组合范围广、多方影响深，使基于当事人同意的整合机制承压；有限审查与判例缺失削弱纠错功能；保密性更直接破坏FRAND非歧视要求——必要可比信息隐匿，致公平性无从衡量。
因此，对仲裁的定位应务实而功能性：其可执行许可费支付机制、划分地域范围或解决判决后财务核算问题，在不牺牲透明度前提下发挥价值。但就确定跨全球专利组合与市场的许可费率而言，公开裁判才能提供FRAND所需的专业化、监督与透明性。仲裁有适用空间，但不应成为默认平台。SEP裁判结果不仅决定当前争议，更深刻影响未来谈判格局——诉讼仍是产出公正、可执行且长效裁决的更优路径。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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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就美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参见Brian J Love and Christian Helmers, “Patent Hold-out and Licensing Frictions: Evidence from Litigation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2023) 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2978 (该文就2010–2019年期间提交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案件卷宗中涉及专利反向劫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专利反向劫持与SEP组合规模及执法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未发现专利反向劫持（无论诉前或诉中）与SEP权利的国际布局广度之间存在联系). 持相反观点者，可参见Nicolas Petit and Bowman Heiden, “Patent ‘Trespass’ and the Royalty Gap: Exploring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Patent Holdout” (2018) 34 Santa Clara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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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棒球仲裁”特指一种争议解决机制：当事双方各自提交最终方案，仲裁员必须不加修改地选择其一方提案作为裁决结果。该程序起源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薪资纠纷解决实践——通常球员与球队各自提交最终薪资报价，仲裁员必须二选其一，由此形成了这种模拟职业棒球合同谈判特点的独特仲裁模式。参见Edward Silverman, Dick Woodson's Revenge: The Evolution of Salary Arbitration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Pepperdine Law Review 21 (2013).
[18] J. Gregory Sidak, “Mandating Final-Offer Arbitration of FRAND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18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1 (2014), 访问链接：http://stlr.stanford.edu/pdf/frandroyalties.pdf, pp. 29-31.
[19] 同上, p.14.
[20] 同上, 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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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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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EEE Standards Association, Standards Board Bylaws (经2023年1月1日修订) section 6 (Patents).
[30] Roya Ghafele (见前注) 65.
[31] TCL Commc’n Tech. Holdings, Ltd. v.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No. 8:14-cv-00341, 2017 WL 6611635 (C.D. Cal., 2017年12月21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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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 3d 872 (9th Cir 2012).
[37] 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017] EWHC 711 (Pat);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 Ors v Lenovo Group Ltd & Ors [2023] EWHC 539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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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v Lenovo Group Ltd (见前注[37]) (该案中的FRAND许可条款经五次技术审判及一次专门的FRAND审判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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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nwired Planet Int’l Ltd. v. Huawei Techs. Co., [2017] EWHC 711 (Pat), para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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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专家质询”制度是一种由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同时出庭作证，在法官主持的讨论中回答问题的法律程序。这种方式鼓励直接互动，澄清分歧，从而能够促进技术问题的高效解决。对此，可参见：Edie Green and Natalie Gordon, “Can the ‘Hot Tub’ Enhance Jurors’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Expert Testimony? Wyoming Law Review (2016); David Wilson, Christopher Sharp, Sue Gilchrist, Nina Fitzgerald, Hot-Tubbing Experts: is there Scope for the Use of Concurrent Expert Evidence?, (2013) 8(9)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69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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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另见Duncan Speller, Matthias Schrader, Svenja Wachtel, Dr. Marc Dietrich, Jack Davies, Justin Li, and Mark Feldner, “Obtaining Evidence from Non-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llkie Farr & Gallagher LLP Client Alert, 2022年9月26日, 访问链接：www.willkie.com/publications/2022/09/obtaining-evidence-from-non-parties (该文探讨了仲裁庭在强制非当事人提供证据方面的权限限制，重点分析了英国、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及美国等不同司法辖区的核心制度差异，并就如何通过国内法院调取非当事人证据提供了实务指引).
[49] MW Swinehart, “Reliability of Expert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 no. 4 (2017), pp. 771–824 (该文讨论了仲裁员相较于法官在评估专家证据方面需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