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贸与地缘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研究指出，传统的全球化范式——以市场效率为主导、跨国公司为核心推动者、基于垂直分工的全球价值链模式——正让位于一种新的范式。这种新型全球化正呈现出以下核心特征：
1.逻辑转变：主导逻辑从“市场效率”转向国家安全与地缘博弈。产业布局与技术流动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与安全考量影响。
2.主体转变：推动主体从跨国公司主导，转变为 “国家/政府主导与企业联动” 。政策与战略规划在国际化中的作用空前凸显。
3.分工重构：全球分工模式从高效的垂直型分工，转向以区域化、多中心、一定程度再本地化为特征的水平型分工。
4.规则碎片化：全球治理规则从相对统一的WTO框架，向多元化、竞争性的区域与双边协定演进，制度环境复杂性增加。
5.风险性质变化：企业面临的非市场风险，尤其是政治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这一范式转变意味着，企业国际化的成功不再仅仅依赖于基于比较优势的成本控制与市场开拓，而更需要系统性地管理由地缘政治、制度差异和本地社会网络所构成的复合型距离。
尽管面临持续的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压力，多项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并未削弱，反而展现出显著的“韧性”。这一结论得到多维度数据的支持：
1.在纺织品、电子等多个行业中，中国保持着核心供应链枢纽地位；
2.2018年贸易战后，中国出口份额与供应链复杂度不降反升；
3.在太阳能面板、电动汽车电池等绿色技术产业，中国出口份额实现快速增长。
然而，这种宏观层面的“韧性”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矛盾，构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壁垒”：
1.盈利能力与规模扩张不匹配：财富500强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营收规模已接近美国同行，但利润水平存在显著差距，表明增长模式仍处于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转型的过程中。
2.供需结构调整下的出口压力与外部反应：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调整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客观上形成了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这导致中国商品对部分区域市场（如“全球南方”）的出口增速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进而可能引发目的地市场更频繁的贸易救济调查与保护主义政策，对旨在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框架构成现实挑战。
3.规则“塑形”产业地理的长期效应：以美国拟实施的“对等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政策，其深远影响在于系统性重塑全球产业的地理分布。企业为规避关税而进行的产能区域性转移，在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冗余建设、资本消耗与运营复杂性的显著上升。
为精准诊断并应对新型全球化下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仲教授在研究中提出了 “利益相关者导向距离”（Stakeholder Orientation Distance， SOD） 这一理论构念，并完成了从概念测量到机制验证的完整实证链条。
研究认为，跨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不仅源于宏观的制度与文化差异，更深植于母国与东道国在对待核心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股东）的规范、期望与实践上的系统性差距。例如，在宏观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企业可能因当地工会力量、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度或供应商协作文化的不同，而面临迥异的经营环境与成本结构，这正是传统“制度距离”视角难以捕捉的微观摩擦。
为了检验利益相关者导向距离（SOD）的理论效度，在全球背景下研究分析了SOD与数字经济平台跨国市场渗透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平台由于天生数字化（“Born digital”）理应无摩擦地国际扩张，但现实却是很多数字经济平台折戟在出海过程中。为了解释此理论迷思，研究提出了 “数字印记”的概念，即数字平台在母国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环境中被塑造，其算法逻辑、数据治理与互动界面已内嵌了母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规范。当平台进入SOD较大的东道国市场时，这种“印记”可能成为摩擦来源或助力。
基于对全球上万款移动应用（App）跨境渗透的分析发现：
客户导向距离越大，平台在东道国的渗透速度越慢，平均延迟约1.86个月。这表明，若平台母国的客户隐私、公平交易等规范弱于东道国，将面临用户不信任与采纳缓慢的挑战。
供应商导向距离越大，平台的渗透速度反而可能加快，平均提前约1.46个月。这是因为，进入一个供应商协同规范更成熟的东道国市场，平台的内嵌能力可能与之产生互补效应。
该研究揭示，利益相关者距离是塑造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微观机制，为企业诊断与制定数字出海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研究以轮胎行业为例，阐释了在贸易壁垒常态化、规则“塑形”产业地理的背景下，制造企业出海的战略演进路径。该行业具有重资产、高合规、供应链复杂的特点，其出海历程具有典型意义。
阶段一：适应性布局与韧性构建（防守）
初期，企业主要通过产能向第三方国家转移来规避关税，形成多点分布的“韧性网络”。这种方式虽能短期应对冲击，但本质是成本高昂的“消耗战”，容易陷入被动追随规则、冗余产能过剩的困境。
阶段二：生态化出海与能力跃迁（进攻）
领先企业开始从单一的“工厂出海”升级为 “产业链成建制出海” 。即带动模具、关键材料、零部件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走出去，在海外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这种模式不仅分散了风险，更借助新能源汽车等新市场窗口，实现了从“制造能力”向“工程化能力”（如快速配方迭代、协同开发）的跃迁。在此阶段，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可显著提升。
阶段三：合规内化与价值创造（升级）
面对日益严格的追溯要求与合规监管，企业将合规体系（如原产地管理、数据追溯、环境与社会标准）从负担转化为内生的 “体系化能力” 。最终目标是将为应对风险而建立的“韧性网络”，升级为能够持续创造竞争优势的 “价值网络”，并参与甚至塑造东道国的行业标准。
仲为国教授的研究系统构建了一个理解新型全球化下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分析框架。核心启示在于：
1.战略认知升维：企业出海应从传统的“市场拓展”或“产能转移”，重新定义为在全新制度与社会环境中的 “系统性再创业”，需要国家战略引领、产业链协同与企业微观实践深度联动。
2.管理聚焦下沉：必须高度重视并系统评估东道国与母国在 “利益相关者导向”上的微观距离，将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本地关系的构建与管理提升至战略核心。
3.路径动态演进：成功出海是一个从构建风险抵御的“韧性”，到获取生态协同的“能力”，最终实现合规内化与价值创造的动态升级过程。企业应避免停留在被动规避风险的初级阶段，积极向 “价值网络” 构建者迈进。
在全球秩序重构、规则加速演变的时代，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征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战略性机遇。中国企业的大出海征程，注定是一条融合战略胆识、学术智慧与精益管理的系统变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