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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退出机制常态化运行，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与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下称“撤三”）制度的冲突日益凸显。部分破产清算周期长达三至五年，商标权人常以清算状态为由主张不使用的“正当理由”，若缺乏合理时限限制，易导致商标长期闲置却无法撤销，违背商标法鼓励使用、优化资源配置的立法目的，损害在后申请人权益及公共利益。
问题提出：商标维持制度与市场退出机制的现实冲突
《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确立“撤三”制度，旨在清理“僵尸商标”，防范囤积与滥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而《企业破产法》要求清算组公平清偿债务、保值增值破产财产，客观上导致商标停止商业性使用。
两者核心冲突在于：若将“进入破产清算”简单等同于无期限正当理由，将架空“撤三”刚性约束，造成商标资源事实锁定，阻碍动态配置。
法理张力与实务分歧
（一）立法目的的价值冲突
商标法重在保障来源识别功能与消费认知，强调使用驱动价值实现；破产法则聚焦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与财产处置效率。二者形成张力：前者推动闲置商标退出，后者倾向维持商标权属稳定以利资产处置。
（二）司法与行政实践的裁判分歧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法院裁判标准呈趋严态势：早期仅凭清算启动证明即认可正当理由；近年则更关注清算实际推进状态。例如，“骑龙及图”案中，清算决议与法院指定通知获全面采信；而某案中，因清算四年未开展实质性工作、未处置商标，法院否定其抗辩主张。
（三）核心困境：正当理由的无期限化与责任缺失
当前实践将“清算状态”直接等同于不可归责的正当理由，忽略两个关键前提：一是《商标法》所称“正当理由”须具“不可归责性”，清算拖延可能源于管理人怠责或恶意串通；二是商标制度承载公共利益，豁免必须有时限合理性。无期限豁免既纵容失职行为，也削弱“撤三”制度功能。
核心方案：以“撤销申请日”为基准的三年回溯审查模式
本文主张，在“撤三”案件中，以撤销申请提出之日为基准，向前追溯法定三年期间，仅当该期间内企业确处于清算状态且客观阻碍商标使用时，方可认定正当理由成立。
（一）法理正当性基础
第一，契合“撤三”审查逻辑——严格对应《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明确的“连续三年”法定期间，保障审查边界清晰、程序公正；第二，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既保障清算初期商标权稳定性，又防止程序滥用；第三，契合破产财产最大化目标——倒逼管理人及时评估、转让或许可商标，避免长期闲置导致商誉贬损。
（二）实务操作可行性
其一，证据标准明确：申请人举证三年内未使用，权利人提交法院受理裁定、管理人决定书等证明清算状态及使用障碍；其二，降低裁判难度：审查焦点限定于申请日前三年，无需覆盖冗长清算全程；其三，案例可验证：如A公司2020年1月清算，2024年6月被提撤三，则审查2021年6月至2024年5月区间；若2025年6月被提，则审查2022年6月至2025年5月，此时若无法证明积极处置商标，抗辩不成立。
制度完善的系统性建议
（一）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明确化
建议修订《商标法实施条例》，明确：“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自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可认定为正当理由，但适用范围限于撤销申请提出之日前三年；清算组无正当理由怠于推进清算、未处置商标导致闲置的，不影响期限适用，但权利人能证明存在不可归责的客观障碍除外。”同步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裁判标准。
（二）引入勤勉义务与合理性审查
个案审理中，即使清算处于三年区间内，仍应审查管理人是否履行《企业破产法》勤勉义务。对长期不召开债权人会议、未评估或挂牌商标、故意拖延清算等情形，应否定正当理由，实现商标法与破产法规范衔接。
（三）区分商标处置状态的差异化认定
对已开展评估、挂牌、谈判等积极处置行为的高价值商标，可适当放宽不使用抗辩认定标准；管理人需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未使用系为保值增值的合理决策，而非消极闲置。
（四）建立破产程序中的商标事务提示机制
建议法院指定管理人时，同步提示商标权维持风险与处置义务；破产管理部门出台专项指引，规范商标处置流程与证据留存，避免因管理人制度认知不足导致权利丧失。
结论
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制度的活力在于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动态平衡。无条件认可“清算状态”为正当理由，既侵蚀商标法功能，也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以“撤销申请日向前追溯三年”为审查时限的方案，是立足现行法律框架、兼顾缓冲与制衡的务实路径。
该机制落地需立法细化、司法与行政裁判尺度统一、破产管理实务协同。唯有厘清商标法与破产法的适用边界，方能推动商标资源从闲置主体向使用主体有序流转，切实发挥制度核心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