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亟需强化去极端化项目应对恐袭风险
安全专家警告，澳大利亚须大幅增加对“反暴力极端主义”（CVE）项目的投入，以防类似Bondi恐袭事件重演。
专家呼吁内政部长Tony Burke在5月联邦预算案中扩大CVE资金支持。澳安全情报组织（ASIO）与联邦警察（AFP）在《更安全的澳大利亚》报告中指出，“重点恐怖主义案件”数量激增，参与暴力极端主义干预项目的年轻人亦显著上升 [2] 。
去极端化能力滞后于现实威胁
尽管政府称CVE年度拨款已近翻倍至3030万澳元，但外界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在去极端化机制建设上仍落后于德国等国 [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四年内将有15名高风险恐怖主义罪犯刑满释放，执法部门监控压力持续加大 [4] 。
项目有效性遭权威评估质疑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2025年1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现有去极端化项目在行为干预方面效果有限，缺乏确凿证据证明其有效性；部分参与者甚至出现行为恶化，触发执法介入，包括实施犯罪、接触极端主义内容及表达暴力倾向 [5] 。
报告强调：“虽在态度转变上观察到若干积极迹象，但在行为改变及其可持续性方面，证据并不一致。”个案管理人员普遍反映，需长期跟进当事人访问极端网络内容的问题；少数案例中，相关人员风险等级升级，被迫引入警方干预 [6] 。
专家呼吁精准化、个性化干预路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国家安全项目主任John Coyne指出，反极端化非“精确科学”，须针对个体差异定制方案。他强调：“持有极端意识形态者众多，但真正诉诸暴力者比例较低；关键在于引导失落、被边缘化的年轻男性远离暴力。”该过程需大量资金、资源与社会共识支撑 [7] 。
政府强化预防性反恐工具
Burke办公室表示，除增加CVE拨款外，政府已新增2000万澳元专项经费打击反犹主义，并赋予内政部长权力，可拒绝向在澳“传播仇恨与分裂”的人员发放签证 [8] 。官方同时承认，当前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多元化、加速化趋势，网络环境正成为激进化主要推手，尤以青年群体为甚 [9] 。
本土恐袭案件凸显系统性挑战
自2001年以来，至少23名澳大利亚人（多数为本土出生）因本土恐怖主义罪名定罪，包括策划悉尼警察局爆炸的Mohamed Almaouie、在澳新军团日游行中策划驾车冲撞并斩首警察的Sevdet Besim，以及因鼓吹每月随机斩首七名澳人而入狱的Omarjan Azari等 [10] 。ASIO亦对“数百名”鼓吹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澳人发出风险警示 [11] 。
Bondi袭击事件暴露出ASIO与AFP在有限资源下甄别高危人员的能力瓶颈。战略分析澳大利亚主任Peter Jennings指出，此类事件客观上提升了本土激进化风险——“伊斯兰国”虽未直接策划该案，却在社交媒体将其标榜为“值得骄傲的源泉”，意图借此增强招募吸引力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