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全球共识与开放合作新趋势
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全球共识。在气候变化加剧、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通过扩大开放合作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为绿色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与可借助的渠道资源。尽管地缘政治冲突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不确定性，但绿色贸易、绿色投资发展势头强劲，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开放合作的重要力量。
全球绿色发展的演进脉络
逐步形成全球共识和行动
自20世纪60年代起，环境议题逐步进入主流议程。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引发公众关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绿色议题被纳入国际贸易讨论范畴 [2] 。
21世纪初至2015年，绿色成为全球开放合作重要议题。《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减排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绿色经济倡议；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为全球绿色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3] 。
2015年至今，全球绿色发展制度框架持续完善，绿色技术与产业链分工不断深化，碳市场与绿色金融体系加快建立。各缔约方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绿色转型日益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全球话语权的关键路径。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成果显著，技术转移成为国际合作重点。绿色低碳要素正系统性重塑全球贸易、投资与金融规则 [4] 。
全球绿色发展的三大支柱
一是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各国通过设定碳中和目标、建设碳市场、健全绿色金融标准、实施产业支持政策等方式推动转型。依托双边与多边机制，强化包容性气候行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与金融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领域。政策侧重点虽因国情而异，但普遍重视公共资金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力 [5] 。
二是绿色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在气候应对、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驱动下，绿色产业增长迅猛。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8070亿美元，其中光伏投资突破55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国际能源署预计2025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将升至3.3万亿美元 [6] 。
三是绿色贸易成为新增长点。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逆势崛起。2024年全球太阳能、风能产品出口额分别为4430亿美元、2450亿美元；电动汽车销量达1700万辆，市场份额超20%。欧盟、美国与中国绿色贸易规模约占全球40%，新兴市场国家绿色商品出口份额稳步提升 [7] 。
各国差异化绿色实践路径
欧盟：顶层设计+市场化机制+标准输出
欧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2024年达56%），化石能源占比66%，转型面临成本与地缘风险。依托低碳技术研发与规则制定优势，以《欧洲绿色协议》及“减碳55%”计划为核心，将能源、工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截至2024年，该体系覆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累计下降约50%；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25%、发电量47%；绿色投资较2022年实际增长约20% [8] 。
亚太地区：产业升级+金融协同+贸易扩容
新加坡打造全球碳交易枢纽，与十余国开展碳信用合作；东盟推出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支持高碳行业转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聚焦绿色基建，截至2024年已支持交通基础设施超5.1万公里，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2130万千瓦，年减排近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9] 。
非洲：多边融资+联盟协作+绿氢突破
非洲太阳能、风能资源丰富但能源普及率低。非洲联盟出台“非洲绿色能源倡议”等文件，设立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基金。2024年清洁能源投资额近400亿美元。摩洛哥批准总投资约2440亿元人民币的绿氢项目群；南非发布《国家氢能发展路线图》；埃及等国同步制定氢能战略；欧盟已与摩洛哥、埃及、纳米比亚等国落地绿氢合作协议 [10] 。
拉美：资源禀赋驱动+区域协同升级
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构成南美“锂三角”。智利2024年锂出口量同比增长26%，精炼锂出口占全球42%；阿根廷采用直接锂提取技术，锂回收率超90%，预计2025年碳酸锂产量达13.18万吨，同比增77% [11] 。
中国智慧：制度引领、产业支撑与开放协同
顶层设计构建系统性政策体系
中国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文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确立全国碳市场制度；《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强化金融支撑；《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明确贸易升级路径。通过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绿色规则制定 [12] 。
产业支撑打造国际竞争优势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工业体系，我国在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建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市场应用的全链条。技术迭代与规模效应大幅降低绿色能源与交通成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转型支持 [13] 。
区域开放布局多层次推进
东部沿海依托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在绿色金融、碳足迹管理、绿色服务贸易等领域先行先试；中西部发挥资源禀赋，在新能源开发中深化国际合作；绿色“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如“非洲光带”解决无电家庭用电难题、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提升区域联通水平、中国企业助力摩洛哥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14] 。
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
政策、技术、市场多重驱动下，“新三样”成为全球贸易新增长极；再生材料、循环经济产品需求上升；绿色贸易向技术服务、碳权交易、环境咨询延伸；碳定价与强制披露倒逼企业实现全链条低碳化与透明化 [15] 。
绿色投资需求持续扩张：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带动绿色交通投资升温，覆盖电动汽车、充电桩、电池、智慧交通；循环经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投资同步增长；绿色与数字技术融合催生共享经济、智慧农业等新模式 [16] 。
绿色要素加速融入国际经贸规则：《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设环境章节；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全球首份绿色经济协议；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两项披露准则被多国采纳 [17] 。
但绿色领域国际竞争加剧，部分国家以巨额补贴、贸易限制设置绿色壁垒；绿色投资审查趋严，尤其以“国家安全”“环保合规”为由的审查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市场准入。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0—2022年非洲太阳能与风能组件平均关税7.1%，叠加非关税措施后总贸易成本达7.6%，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低于2%的水平。若保护主义持续，绿色技术跨境传播将受阻，拖累全球低碳进程 [18] 。
凝聚合力：共筑全球绿色未来
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与南南合作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上升为国家战略，建成全球最系统完备的碳减排政策体系，是世界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十五五”规划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列为重点任务 [19] 。
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巴黎协定》权威性与温控目标；依托南南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深化政策对话、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共享绿色发展战略、法规标准等最佳实践，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候韧性与发展能力 [20] 。
推动绿色贸易规则与标准互认
加强绿色低碳议题交流，共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推动绿色技术标准国际接轨，完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降低跨境绿色认证成本，促进绿色产品、技术、服务高效融入全球市场 [21] 。
深化绿色技术协同创新
统筹建设多元化绿色创新平台，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从“建框架”迈向“强功能”；加快平台数字化转型，优化创新主体连接方式，构建开放协同的绿色技术合作网络 [22] 。
创新产业合作与转型路径
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开展联合研究、务实项目合作与人才培训；建立需求导向的政府间绿色南南合作管理机制；共建跨境绿色产业园区、绿色金融平台，支持本地产业链布局；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贸易，弥合数字鸿沟，降低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门槛 [23] 。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执笔：庄贵阳 田慧芳 林 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