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首期《经济学人》聚焦“可负担性焦虑”
2026年1月3日出刊的《经济学人》以“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为主题，封面采用纯蓝色背景，中央是一个装满鸡蛋、水果、蔬菜、肉类和面包的白色塑料购物袋——象征普通家庭一周基本生活所需。袋面原本友好的黄色笑脸被替换为下垂苦脸，形成强烈反差：商品依然充足，情绪却明显沉重，直观呈现富裕社会中“账面尚可、感受拮据”的普遍焦虑。
可负担性：一种主观体验，而非整体危机
在富裕国家，“可负担性危机”已成为政治语境中的核心情绪标签。但这一概念本身模糊，更接近主观感受而非客观经济指标。人们同时渴望低价商品与高薪工作、限制移民又依赖廉价服务、希望房价上涨却为子女购房发愁——这些矛盾并非经济失败的标志，而是成功社会的内在张力。
宏观数据显示，美国与欧洲的实际工资增速已总体超过通胀。食品与能源价格虽高于2019年水平，但若强行回归旧价，则意味着通缩与衰退，而非繁荣。物价带来的不适真实存在，却不等同于全民购买力崩塌。
真正压力源于结构性变化：随着社会富裕，家庭支出重心从商品转向服务。全球化使商品更便宜、质量更高；而理发、育儿、照护、住房等服务业因生产率提升缓慢，成本“顽固而昂贵”。在欧洲，价格管制常导致“排队”式稀缺，体验同样令人不满。
更深层紧张来自资产价格：工资上涨速度远低于房产与股票涨幅，拥有资产者与仅靠工资生活者之间的体感差距持续扩大。两个收入相同的人，在购买日常消费品时无异，但在争夺核心城市优质住房等“位置型商品”时，既有财富成为决定性因素。这种差距常被误读为“可负担性危机”，实则是分配与财富积累问题。
正因这是富裕社会的烦恼，政策应对反而更难。放松土地管制、加快住房建设、改革职业许可、扩大自由贸易——这些方案均触及既得利益，易遭遇“别在我家后院”式抵制。
政治人物倾向选择短期见效却长期有害的替代方案：价格管制、加征关税、财政撒钱。此类举措看似回应民意，实则扭曲市场、推高通胀。美国围绕关税、减税与现金补贴混合的政策主张，几乎构成“如何制造更高物价”的教科书案例。历史警示犹在：尼克松上世纪70年代的价格管制终以失败告终，并加剧通胀。
经济叙事一旦固化，便极具黏性。“蓝领被精英抛弃”的故事曾长期主导美国舆论，尽管数据并不支持，却成为自我伤害政策的正当理由。如今，“可负担性危机”亦有滑向类似神话的风险——被反复陈述，直至“听起来像真的”。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民众对价格感到愤怒，而在于政治体系顺从这种愤怒，做出错误诊断并开出更糟药方。若将“可负担性”简化为口号，而非需精细区分的问题，它最终可能不是缓解焦虑的答案，而是将社会拖入更高成本、更低效率的陷阱。
美欧对照：感觉太贵 vs 买不到
本期配发两篇深度解读，分别剖析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化现实：在美国，是被夸大的心理危机，却具极强政治动员力；在欧洲，则是制度性约束导致的“可获得性危机”。
美国：虚假的忧郁——危机多属幻象
《虚假的忧郁：美国的可负担性危机（大多）是一种幻象》指出，尽管“生活越来越负担不起”的叙事广泛流行，但经济数据并不支撑全面危机判断。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过去十年持续上升，低收入群体增长尤为显著。即便经历疫情后通胀冲击，整体购买力也未系统性逆转。
错位感源于多重心理机制：人们对高频消费品价格极度敏感，却忽视工资同步增长；价格波动的心理创伤具有滞后性，即使通胀回落，情绪修复仍需时间；叠加住房、教育等局部结构性压力，真实问题被放大为覆盖全社会的“危机叙事”。
政策风险在于：当公众坚信危机迫在眉睫，最容易推出的往往是价格管制、关税壁垒与行政干预等“看得见、见效快”的工具。但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扭曲供需、制造短缺，并在长期推高成本。美国真正面临的风险，不是买不起，而是在错误诊断下，用更糟政策回应一场并不存在的全面危机。
欧洲：可获得性危机——有钱却买不到
《忘掉可负担性吧，欧洲面临的是“可获得性危机”》指出，欧洲问题不在于价格过高，而在于价格被压制过度。在实际工资回升与福利托底背景下，多数家庭购买力并未系统性恶化。若仅从“付不付得起钱”理解不满，显然抓错了重点。
症结在于“有钱却买不到”：住房市场中，租金管制与规划限制压低名义价格，却大幅减少供给，结果不是更普惠的居住条件，而是排队、竞争与机会稀缺；医疗、护理与各类服务业中，价格上限与劳动力管制同样抑制供给扩张，短缺只能通过等待时间分配。
这种以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模式，使欧洲逐渐从“价格问题”滑向“选择问题”。当价格无法上升至吸引新增供给的水平，短缺便长期存在，并在城市、阶层与代际间累积不满。若继续将焦虑归因为“东西太贵”，而回避制度性供给不足这一核心矛盾，即便通胀完全消退，社会紧张也难以缓解。
两篇文章指向同一结论：无论是美国的“感觉太贵”，还是欧洲的“买不到”，真正危险都不在价格本身，而在政治对问题的误读。当情绪取代诊断，简单口号取代结构性改革，“可负担性危机”就可能从心理现象，演变为被政策亲手制造的现实困境。
封面设计故事：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寻找共鸣
本期封面设计是对“可负担性焦虑”的高度浓缩与视觉化表达，展现编辑部如何在经济事实、公众情绪与政治语境间寻找准确且具共鸣的象征。
设计团队首先摒弃了高度依赖特定时点的“鸡蛋”方案——禽流感引发的价格暴涨虽具政治符号性，但隐喻极易过时。
后续尝试如“价格之雨”、美元符号巨影或金钱漩涡等抽象设计，概念成立却缺乏生活代入感，更似宏观经济教材，而非普通人面对账单时的真实心境。
转向“感受经济学”后，“皱眉早餐桌”或“愁容储蓄罐”等方案精准捕捉“客观不穷、主观拮据”的反差，但情绪过重或讽刺意味过强，存在劝退读者风险。
最终定稿的“购物袋”方案胜出，因其在抽象与具体间达成平衡：购物袋是人人熟悉的日常物件，天然指向“一周生活成本”；所载鸡蛋、蔬果、面包等均为普通食品，强调这是“普通人”的问题；笑脸变苦脸，精准传达“东西依然买得到，但心情已经变了”的时代情绪。
该封面未断言危机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将读者拉入一种情绪状态：购物袋是满的，但脸是苦的。它既回应公众直觉，又为正文留出空间，去解释这种焦虑为何既有现实基础，又可能被政治叙事放大甚至误导。这正体现《经济学人》一贯取向——不迎合情绪，而是先承认情绪存在，再邀请读者理解其背后的复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