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不谈政治，但有时也难掩对国际规则失序的困惑：主权国家领导人被随意拘押，所谓“国际法”在强权面前形同虚设。
稚子抱金过市，难免招致觊觎；当对方怀疑你有枪时，你最好真有——这是对风险意识最直白的隐喻。
牢骚发完，回归现实：船公司绕航，货主能咬它吗？
—01— 航线严重偏离，到港延误近一个月
2023年1月，某贸易公司为海外客户出运16个集装箱货物，订舱路线为钦州→巴生港→布里斯班，预计1月16日开船、2月15日抵港。
实际运输路径大幅绕行：1月27日抵巴生港后未继续南下，反而北返，2月7日抵上海、2月20日宁波、2月23日厦门、2月24日南沙、2月25日盐田，直至3月10日才抵达布里斯班，较原定ETA延迟23天。
—02— 多次沟通无果，货损与责任争议浮现
1月28日，货代发现ETA异常，邮件要求按原计划执行，船公司称“正在核实”；1月29日再度催促，船公司答复“明日确认是否可换回航线”。
1月30日，货代强调货物为液袋包装，长时间滞留易致液体凝固、沉淀，收货人可能弃货或索赔，并申请上海港配最快船期及21天免柜期；船公司回复：“装船后禁止申请额外免费期。”
2月1日，货代重申3月到港将导致严重货损，再次申请21天免柜特殊处理；船公司仅表示“视特殊情况评估是否批准”。
3月6日，船公司通报两条柜发生未知液体泄露，征询是否需特殊清理；货代确认产品无毒无害，可正常清洁。随后又通知：另两个集装箱亦发生泄露，且因降雨导致雨水入舱，左舷舱底积水已满，并发现更多集装箱存在泄露现象。
3月10日货物抵达布里斯班港，3月13日起收货人陆续提柜。
—03— 连锁违约爆发，多方互诉索赔
收货人向贸易公司发出《抗议函》，指长期运输致货物密度超标，造成重大损失，要求赔偿3万澳元并终止后续采购合作。
因订单中止，贸易公司无法履行与工厂签订的年度采购合同，被工厂索赔156万元人民币，已实际赔付48万元。
贸易公司起诉船公司，主张其存在绕航、延误、集装箱遭海水浸泡及暴力装卸等违约行为，造成重大损失。
船公司反诉：4个集装箱发生泄露，导致船舱及集装箱污染，产生清洁费、检验费、码头靠泊及操作费共计212,822.67澳元；另产生船舶滞港期间租金及燃油损失111,989.41美元。
因船公司架构涉及境外总部、境内主体及订舱分公司，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上诉后追加三方为被告，案件由高院发回重审。
—04— 法院判决：承运人担责有限，多数索赔不予支持
法院认定：
1. ETA（预计到达时间）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明确约定交付时间”，无证据证明双方就交付时限达成合意，故不适用《海商法》第五十条关于迟延交付的责任条款。
2. 提单背面第8条虽载明“承运人有权变更航线”，但该格式条款违反《海商法》第四十九条“应按约定、习惯或地理航线运输”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条款。
货代与贸易公司在发现ETA变动后多次询问原因并要求补救，船公司回应“再次确认是否可换回航线”，说明原订即为直达航线。实际运输耗时近两个月，远超合理预期，应认定船公司未依合理航线运输。
3. 损失认定严格依法审查：
• 贸易公司未提供装柜前专业机构出具的货物密度检测报告，收货人亦未检验，无法证明密度变化发生于承运责任期间；亦无证据显示收货人拒收或货物全损。
• 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违约损害赔偿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损失范围：
– 赔偿收货人的3万澳元尚未实际支付，不构成确定损失；
– 收货人终止合作所导致的间接损失，超出船公司可预见范围；
– 向工厂赔付的48万元，与船公司违约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 船公司反诉的21万澳元及11万美元费用，未能举证泄露系因托运人或包装缺陷所致。
• 综合货物总量400吨，酌定泄露1.5吨，按报关货值计算，判令船公司向贸易公司赔偿人民币1834元。
Tank Talk：海上货运赔偿的法律边界
本案揭示了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责任的法定边界：贸易公司试图将供应链断裂引发的全部连锁损失（下游索赔、上游违约、利润损失）归责于船公司，但法院严格限定赔偿范围。
• 直接损失获支持：货物运输中发生的物理性损失（如本次1.5吨泄露），依报关价值获赔。
• 间接/衍生损失不予支持：商业关系破裂、预期利润损失、对第三方违约责任等，均超出承运人在缔约时的合理预见范围，除非托运人事先特别声明并获承运人书面认可。
货代全程积极履职，及时沟通、据理力争，代理行为合规尽责，表现专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