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掀中文学习热，日本加速去汉字化
美国正掀起新一轮中文学习热潮，将其视为G2博弈的关键能力；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则持续推动去汉字化，大力普及和制英语，背后逻辑耐人寻味。
中文成美精英圈“默认语言”
在硅谷与华尔街，许多顶尖企业正式会议使用英文交流，但核心团队私下技术讨论与关键决策中，中文已成为事实上的默认语言。
虽有华裔员工比例因素，但这一现象更折射出话语权趋势变化；部分员工甚至称其为“政治性的中国文化”（Political Chinese Culture）。
从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之女熟背唐诗，到CIA高薪招募中文分析师，美国精英阶层正重演冷战时期学习俄语的热情。
受TikTok政策影响转战小红书等平台的美国民众，也普遍表现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意愿。
对美国精英而言，中文是G2博弈的入场券；对普通民众而言，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
日本汉字使用量持续萎缩
日本官方常用汉字定为2136个，但现实中能掌握1500个已属“民间汉字王”，掌握6000个者全国仅百人左右。
会说或愿学中文的日本人极为稀少。
与此同时，和制英语大量涌现；本田、优衣库、乐天等头部企业将英语设为官方语言；东京大学多个学院将于2026年4月起全面实行英语授课；东京证券交易所要求“Prime市场”全部1600家上市日企同步发布英文财报。
和制英语泛滥
理解日本当下心态，需直面一个黑色幽默式的语言现象：和制英语泛滥。
典型案例如西餐连锁First Kitchen，日语表记为ファーストキッチン，后被简读为ファッキン（Fakkin），音近英语粗口却毫不在意，只因“来自西方、听来洋气”。
“订阅”本可用汉字“購読”或“定期购入”，却硬套英语“Subscription”，音译为冗长的サバスクリプション（Sabasukuripushon），再缩写为サブスク（Sabusuku）。
“手机”原有简洁汉字词“携帯”（Keitai），年轻人却偏好“Smartphone”的缩略音译スマートフォン（Sumaho）。
远程工作称“リモートワーク”（Remote Work）或“ホームワーク”（Home Work）；插座称“コンセント”（consent）、自助餐称“バイキング”（viking）、电脑称“パソコン”（personal computer）。
日本社会正将英语词汇咀嚼、消化、重塑，生成一种既非英语亦非传统日语的“第三语言”。
如IT媒体标题《ブルーレイはなぜ、DVDより先に「オワコン化」したのか タイミングを逃し続けた“勝者”の末路》，除“先”“逃”“胜者”“末路”等少量汉字外，其余几乎全为和制英语——ブルーレイ（Blu-ray）、オワコン（owarukon，源自“終わる+contents”）、タイミング（timing）。
此外，日语中还存在和制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多集中于德国医学、法国艺术、意大利音乐等强势领域，体现其一贯的慕强逻辑。
只向强者低头：日本语言变迁的历史动因
汉字于公元3世纪末由百济学者王仁携《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成为其文化底层代码。
6世纪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全面效仿盛唐制度，汉字随典籍与佛经大规模引入并广泛应用。
明治维新前，日本受教育阶层汉字识字率高达50%，部分学者推断其常用汉字量达6000–10000字。
晚清鸦片战争惨败后，日本视其为汉文化衰落标志，决意转向西方强国，启动第二次“基础代码重写”。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脱其行伍，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催生剪发髻、弃和服、废汉字等激进思潮。
二战后，美军曾提议废除汉字、推行英语国语化，但日本担忧国体消亡而抵制；最终政府将常用汉字限至约2000个，大众读物仅需800字，其余以假名替代。
结语
面对中国，美日路径迥异：美国学中文是承认G2地位、践行知己知彼的进取姿态；日本则延续福泽谕吉式思维，以片假名拼写英语、构建语言层面的去汉化屏障。
然而地缘现实无法更改——日本列岛不会漂向加州海岸，它永远停泊于东亚大陆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