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所有经济体的关键都在于“发展”——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才容易解决；经济不发展，其他事务也难以推进。
当前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质上源于发展不足，甚至是发展受阻的必然结果。而发展本身往往具备消化问题的能力，通过增长自动化解矛盾，是最理想的路径。
经济的核心是发展，发展的核心是增长。在各领域普遍“内卷”的背景下，拓展新的增长空间成为关键。新增长从何而来？由谁来实现？
科技创新是未来增长的决定性动力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核心衡量标准，也是决定其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面对“内卷”现实，唯有通过科创释放新经济活动，才能实现增长空间的实质性扩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如何将三者有效整合，构建高效协同的“大科创体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回顾近300年工业化历程，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服务构成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这一体系推动“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形成完整创新链条。
基础科研主要由高校和研究机构承担，政府需加大投入并建设高水平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应用技术转化以企业为主体，在西方多由私营企业主导，而我国国企虽具规模优势，但缺乏竞争机制制约了转化效率。
金融服务方面，高风险的技术转化难以依赖传统银行或财政资金。二战后美国建立的风险投资体系，成为支持科技创新最重要的金融工具，被誉为“最伟大的金融发明”。
要加快构建大科创体系，必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实现突破性发展，“去监管化”势在必行。设立“科创特区”是一种务实策略——既能放松管制，又可控风险。可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有条件地区先行试点，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重点领域，打造集科研、转化、产业于一体的创新高地。
只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才能建成高效科研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赶超。
新质生产力落地面临的主要困境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关注技术创新，更要推动其转化为实际经济活动。当前许多领域因体制机制障碍，导致新技术难以落地。
以互联网为例，2024年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走红，但珠三角、长三角大量游戏项目因监管限制无法在国内上线，被迫转向印尼、日本、美国等海外市场。
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论文强、商用弱”的鸿沟。尽管科研成果丰富，但商业化应用滞后。过度监管是重要原因之一。有报道称，部分中国AI人才因发展空间受限，选择赴美寻求机会。
监管与安全固然重要，但若过度强调则会抑制发展。当前不少独角兽企业因审批严、门槛高而难以落地，影响创新活力。
此外，金融服务缺失也是制约因素。专精特新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国有金融体系更倾向服务国有企业，地方国资虽有意参与风投，但缺乏相应机制支持。若不能建立鼓励“耐心资本”的制度环境，资本仍将偏好短期回报，不利于长期创新。
中国并不缺资金，缺的是能有效支撑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尽管已提出“金融强国”目标，但在系统设计上仍有待完善。
将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增长的根本路径
尽管当前经济面临挑战，但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具备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将潜力转化为实际增长，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
近期，中国政府推出一揽子经济振兴政策，被概括为“一制三策”：“一制”指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三策”即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松规（放松监管）政策。
其中，制度是基础和保障，政策是工具和手段。政策效果的实现与巩固，离不开制度支撑。
对企业和个人而言，法治的核心意义在于保障财富安全。只有产权清晰、预期稳定，经济主体才会持续投入创新与生产。当前仍需进一步完善法治体系，纠正个别地方违背法治原则的执法行为，如跨区域追查企业“非法所得”等问题，切实稳定企业家信心。
松规是政策传导的关键环节
金融与财政政策广受重视，但松规的作用常被忽视。当前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激活了个人投资者，财政政策对地方减负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而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松绑”仍不到位。
宏观政策要转化为微观红利，必须畅通传导机制。如果经济主体仍处于“捆绑”状态，再好的金融财政政策也难以发挥作用。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通过赋权地方和企业，释放更多经济活动空间。
构建“五位一体”的复合型改革体系
应对复杂内外形势，单一改革难以奏效，必须推进系统性、复合型改革。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可构建“五位一体”的改革思想框架：
1.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
改革需要强有力的主体推动。在中国，这一角色由中国共产党承担。改革应坚持渐进路径，避免激进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社会稳定与政策连续性。
2. 经济上的市场主义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尤其在国企改革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同时，政府应在推动市场化进程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3. 社会上的社会主义
强化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民生领域建设，既保障基本公平，也为中产阶层提供制度安全感，更为创新提供社会基础。
4. 文化上的包容主义
倡导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鼓励思想交流与碰撞，激发知识创造力。在全球意识形态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更应坚持文化多元共存。
5. 政策上的实践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区分意识形态与具体政策，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调整策略。成功的经济体均能在坚守价值观的同时，务实应对发展挑战。
来源：中信书院（ID：citic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