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海外业务比例远高与我国 摩擦大概率缓和》中，我们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撕裂的必然结果，中长期来看无法回避，同时我们比较了S&P500以及沪深300成分公司海外业务占比，发现美国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占比远高于我国，风险敞口也更大，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升级，来自美国国内压力可能加大，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另外，在《中美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我们复盘美日贸易战，并得出3项核心结论：1）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伴随日本国内产业升级；2）持续近30年的贸易摩擦给日本经济带来冲击有限，更多体现为阶段性影响；3）贸易摩擦并非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房地产、股市的风险积压，日央行迅速加息后泡沫被刺破，经济进入衰退。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冲“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而同样受到“广场协议”影响的德国却在同一时期形成与日本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两国不同的应对策略。据新华社6月15日报道，近日，证监会负责人就“稳妥推进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工作”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其中，关于创新试点中如何促进投行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证监会负责人表示，在试点期间创新企业可自主选择10家证券公司作为境内发行上市的主保荐机构，包括中信建投、国泰君安、中金公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广发证券、海通证券、银河证券和华泰联合。其他证券公司可按规定与前述证券公司进行联合保荐或联合主承销。证监会负责人同时表示，选择上述机构是综合考虑专业能力水平、风险管理能力、资产收入规模、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结果和投行类业务合规情况的结果。
此次证监会敲定CDR试点首选主保荐机构范围名单，除中金公司外，均为资产收入规模排名行业前10券商（华泰联合为华泰证券专营投行业务子公司），符合此前预期，是监管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共同表达。从监管角度来看，CDR属于今年来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工作之一。在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工作主导思路要求下，监管层在积极推动重大制度创新的同时，倾向于审慎实施具体步骤，严把试点工作质量。因此，首选优质券商参与试点工作符合监管需要。从市场角度来看，首批CDR具有专业复杂度高、融资规模较大、海外市场背景等特点，对保荐机构的要求与传统IPO不完全相同。自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单次IPO融资规模超过100亿元的项目有35次，被少数龙头券商、部分合资券商以及特殊背景券商包揽。在香港及海外上市承销保荐方面，更是只有少数内地券商身影。因此首批CDR试点企业同样有较大可能倾向于选择具有大额融资项目经验、海外市场经验以及特殊背景券商。
目前，我国证券行业已经由粗放式发展阶段进入集约式发展阶段。严监管的环境将更加有利于优质证券公司发挥优势竞争力，尤其是通过创新试点等获得先发机会，不断扩大市场领先优势。建议持续关注中信证券、华泰证券。
赵律（证券执业证书号：S0640517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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