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宏观｜专题】美元的衰落：空间及路径

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美元指数不升反降，背后显示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近年来，长期支撑美元地位的因素边际削弱，叠加美元被高估以及美元资产被超配，预计美元资产“再平衡”将导致美元走弱。参考英镑历史经验，美元的衰落可能是“先渐进、后突变”（Gradually, then suddenly）的过程。

1. 特朗普大幅加征关税美元不升反降，警示美元地位“落下神坛”的风险

4月2日对等关税宣布后，美元不升反降是今年市场至今最大的“反直觉”现象之一，背后或反映了美元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估值溢价的下降。特朗普就任以来，对内扰动美国内部制衡、干扰联储独立性、推动财政扩张，对外大幅加征关税、动摇盟友信任、并退出各种多边机构，动摇全球对美国资产信心，加快美元地位的下降。

2. 储备货币的地位由哪些因素支撑？

近年来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支撑因素边际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的支撑因素包括：美国经济规模、稳定性、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军事实力等。但上述支撑已经出现边际削弱：1）美国经济规模相对下降，特别是2015年人民币与美元渐进脱钩，美元货币区占比下降；2）政治极化加剧，削弱美国政府稳定性，特朗普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内部制衡；3）美国债务风险不断上升，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受到削弱，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4）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持续推动去美元化。特朗普2.0后美国快速退出全球治理，进一步降低美元公信力。

3. 美元被“高估”了多少？

根据测算，美元被高估15-20%。从购买力平价（PPP）来看，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1973年以来的历史均值高估16.8%，相对过去十年均值高估接近8%。从宏观平衡方法（MB Model）来看（即经常账户回到经济基本面所对应的均衡水平），当前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10%-15%。如果特朗普计划通过汇率贬值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美元可能需要贬值15%以上。

4. 高估的另一面：美元为何被“超配”？“超配”了多少？

美元资产的超额回报导致海外投资者“超配”美元资产。MSCI ACWI指数中美股占比达到63.7%的历史高位；美债存量中海外投资者占比达到30%，特别是亚洲部分寿险公司持有大量未对冲的美债；过去10余年中国出口商可能超配美元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而2021年至今，未结汇收入可能接近5000亿美元（参见《人民币或将有升值动力》，2025/5/22）。

5. 中长期，美元配置“再平衡”如何影响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

中长期看，美元配置“再平衡”或削弱美股相对回报，推高美债收益率中枢，并可能导致美元偏弱。2024年底海外持有美国资产62万亿美元，美股美债合计超过25万亿。随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下降，美元配置“再平衡”可能导致资本流出美国，削弱美国资产的相对回报。

6. 美元地位的回落可能是一个“先渐进、后突变”的过程

参考二战后英镑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过程，预计美元地位的下降是“先渐进、后突变”（Gradually, then suddenly）的过程。美元的先发优势、储备货币本身的网络效应、没有明显的替代者（欧元等货币都有各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可能是一个缓慢（gradually）的过程。但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也可能在某些触发因素下加速（suddenly）出现。例如，如果出现海湖庄园协议或者债务危机等导致投资者质疑美债的安全性，或出现明确的替代性资产，则美元的地位或将更快衰落。

风险提示：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美元地位回落速度超预期。

一、特朗普大幅加征关税美元不升反降，警示美元地位“落下神坛”的风险

4月2日对等关税宣布后，美元不升反降是今年市场至今最大的“反直觉”现象之一。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后，美股、美债、美元一度同步下跌。此前关税通常导致美元升值，但是4月2日对等关税宣布后，DXY美元指数最多贬值6.6%至98.0（图表2），明显偏离利差所指示的水平。近期美元指数虽然有所回升，但截至5月30日，DXY美元指数仍然较利差所指示的水平低4.9个百分点（图表3）。

二、储备货币的地位由哪些因素支撑？

二战后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美元成为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英镑虽然在二战后一度维持储备货币地位，但是二战对英国经济和殖民地体系的重创使得其地位大幅下降。1949-68年，在以“苏伊士运河事件”为代表的多次冲击中，英国不得不向IMF、美国获取巨额短期美元融资来支撑英镑流动性，英镑在1967年对美元一次性调贬14%，这导致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大幅回落。1970年代以后，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也一度遭遇多重挑战，但是美元仍然维持其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例如，在美元在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功能等三个功能上均远超其他货币。从计价单位来看，全球54%的贸易、64%的融资以美元计价；从交易媒介来看，全球58%的外汇交易（剔除欧元区内部支付）以美元进行；从价值储藏来看，全球58%的外汇储备资产是美元资产（图表4-5）。综合考虑货币的三个职能可以构建货币的国际化指数。例如，根据美联储构建的货币国际化指数，2023年底美元的货币化指数为65.5%，国际化程度仍高于欧元以及人民币（图表6）。

近年来美元的支撑因素出现边际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的支撑因素包括：美国经济规模、稳定性、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军事实力等。但上述支撑因素近年来边际走弱，且特朗普2.0后美国快速退出全球治理，进一步降低美元公信力。

• 美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下降，特别是随着人民币逐步与美元脱钩，美元货币区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下降。虽然美国GDP在全球中的占比从1980年代的28%左右下降至2019年的24%，但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国家汇率一度盯住美元，形成“美元货币区”（Dollar Bloc）[2]，美元货币区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并未明显下降，反而在1980年代以后整体回升，对美元地位形成支撑（图表7）。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由过去单一盯住美元转换为参考一篮子货币（2024年版本CFETS中美元权重为19.5%），人民币逐步与美元脱钩。Rogoff（2019）认为人民币从2017年开始拖累了美元区，从而降低了美元货币区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往前看，如果人民币汇率灵活性进一步上升，实现清洁浮动，美元货币区占比维持低位，长此以往或将削弱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 政治极化加剧，削弱美国政府稳定性，特朗普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内部制衡（图表8）。通过DW根据两党议员投票记录测算的意识形态分布[3]，可以看到自1960年代以来，国会两党意识形态差距不断上升，并且在近20年出现加速现象。同时，选举分析机构Cook PVI显示[4]，美国2025-2026届国会选区中，超过80%的选区是某一党派的安全区，而1999年，该比例为62%。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采取的超越美国一般政治规范争议行为，如追溯国会山事件相关人士、利用DOGE开展带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机构削减、不经过国会而实质性解散政府机构，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长期遵循“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内部平衡，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两党分裂与政治极化。

• 美国债务风险不断上升，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地位受到削弱，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图表9-10）。疫情后，美国进入大财政时代，财政赤字率维持高位。面对赤字率高企以及债务不断攀升，特朗普并未实质性削减美国财政赤字，反而推动众议院通过“美丽大法案”，未来十年美国财政赤字率将保持在6%以上，远高于2000-2019年均值3.6%，美国政府债务占GDP之比也可能从2024年的100%附近上升至2034年的125%（参见《众议院的“美丽大法案”和日益恶化的美债前景》，2025/5/24）。债务不断攀升将影响市场对于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信心，可能削弱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标普、惠誉、穆迪分别在2011年、2023年、2025年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级下调，使得美国丧失了AAA评级（参见《穆迪下调评级确认美债风险上升逻辑》，2025/5/20）。

•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持续推动去美元化。美国滥用其储备货币地位，叠加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上升，全球较多国家开始一定程度去美元化。例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导致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金融经济制裁，俄罗斯启动去美元化进程，持有的美元资产在2018年大幅下降至接近零（图表11）。类似的，2018年美国制裁土耳其，此后土耳其大规模减持美元资产，2019年将美元资产降至零附近（图表12）。例如，土耳其政府亦要求[5]企业将出口外汇收入的35%强制结汇为里拉。

三、美元被“高估”了多少？

根据我们的测算，美元被高估15-20%，对应DXY美元指数的均衡水平为79-83。但需要说明的是，汇率向均衡水平的回归可能需要较长时间，通常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从购买力平价（PPP）来看，当前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历史均值高估16.8%，相对过去十年均值高估接近8%。购买力平价（PPP）假设各国一篮子商品价格长期趋同，适用于长期分析，但忽略了非贸易品和资本流动等因素。购买力平价模型意味着，长期看，实际有效汇率会出现均值回归。截至5月31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历史均值高16.8%，相对过去十年均值高7.7%（图表13）。长期看，汇率将向购买力平价所指示的均值水平回归，历史经验显示，如果实际有效汇率高估16.8%，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五年累计将贬值18%，平价每年约为3-4%（图表14）。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实际有效汇率向均值水平回归的过程可能需要较长时间（Zorzi et al., 2022）；此外，如果美国劳动生产率相对其他国家明显回升（参见《美国产业革命如何影响长期增长效率和中性利率》，2024/6/3），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均衡水平将回升，美元实际贬值幅度将低于上述估计。

从宏观平衡方法（MB Model）来看，当前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10-15%。宏观平衡方法（MB Model）是从宏观经济整体平衡角度出发判断实际汇率是否偏离均衡水平。这种方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广泛采用，主要是通过评估经常账户与其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差距来推导汇率的均衡水平。根据2024年7月IMF的测算[6]，2023年美国经常账户占GDP之比为-3%[7]，比经常账户占GDP之比的均衡水平低0.7个百分点。IMF认为，经常账户对实际汇率的弹性系数为0.12，这意味着2023年美国实际汇率相对均衡水平被高估5.8%，即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如果升值5.8%有助于美国经常账户回到均衡水平。2024年美国账户占GDP之比相对2023年进一步下降0.6个百分点，据此推算[8]，2024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10.8%。截至5月31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比2024年均值高0.8%，据此推测当前美元实际有效汇率高估11.6%。

如果特朗普计划通过汇率贬值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美元可能需要贬值15%以上。PIIE（2010）[9]指出，美元汇率贬值10%，3年后美国经常账户占GDP之比改善1.4个百分点；IMF（2015）[10]的研究也认为，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会导致实际净出口占GDP提高1.5个百分点，需要几年的时间显现，大部分调整都会发生在第一年。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占GDP之比为4.1%（图表16-17），如果完全通过汇率调整消除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元汇率需要贬值27%。二战以来，美国商品贸易占GDP之比为-1.8%，若回到这一历史均值，商品贸易逆差占GDP之比需要收窄2.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元汇率需要贬值15%。

四、高估的另一面：美元为何被“超配”？“超配”了多少？

美元资产的超额回报导致海外投资者普遍“超配”美元资产，特别是美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股显著跑赢全球其他股市，2008-2024年美股年复合回报达到12.4%，显著超过Stoxx 50（4.6%）和日经225指数（9.9%）。这显著推高了美股在全球股票指数中的占比。例如，虽然2024年美国在全球名义GDP中占比仅为27.4%，但是2025年4月，MSCI ACWI指数中美股占比达到63.7%的高位，而中国占比仅为3.1%，显著低于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图表18）。美股的超额回报导致美股被全球投资者超配。2008-2024年海外持有的美国权益类证券投资从2.1万亿增长到18.4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达到14.5%；EPFR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流入美国股市的共同基金累计规模达到1.5万亿美元，同期欧洲发达国家股市则存在小幅净流出（图表19）。海外投资者对美股的追捧也推高了美股估值水平，标普500 PB相对欧洲股指之间的估值差年初以来虽然有所收敛，但仍然高126%（图表20）。

同期，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的比率也位于高位。2024年四季度海外投资者在美债存量中的占比达到30%，虽然相对2008年的高点有所回落，但是仍位于较高水平（图表21）。此外，由于过去十年美元整体偏强，大量投资者持有的美债未进行对冲，例如，例如台湾地区寿险公司资产的60%为外币（主要是美元），但负债的20%为外币，为对冲的比率达到总资产的40%（参见《新台币大幅升值的启示》，2025/5/8）。

从国别层面来看，对美累计顺差多的国家可能超额美元资产最多。正如我们此前所论述（参见《人民币或将有升值动力》，2025/5/22），虽然美股、美债的投资者“名义国别”各异，但通过追溯过去20-30年间各国对美国的累积顺差额，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全球美元“散落”在哪些国家/地区的广义资产负债表上。1990年来对美累积顺差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7.1万亿美元）、欧盟（3.4万亿美元）、日本（2.3万亿美元）、东盟（2.2万亿美元）；而相对于本国/地区的GDP，囤积美元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OPEC、东盟、日本（图表22-23）。过去10余年中国出口商可能超配美元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而2021年至今，未结汇收入可能接近5000亿美元（图表24）。

五、中长期，美元配置“再平衡”如何影响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

中长期看，美元配置“再平衡”或导致资本从美国流出，从而削弱美股相对回报，推高美债收益率中枢，并可能导致美元偏弱。截至2024年，海外持有的美国总资产达到62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股、美债、公司债等资产合计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图表25）；海外官方机构持有的总资产规模为6.6万亿美元（图表26）。中长期看，由于美元地位的回落，海外投资者或对其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进行“再平衡”，这可能导致资本从美国流出，削弱美国资产的相对回报。

非美与美国的估值差可能进一步收敛，从而削弱美股相对回报。2006年以来，以forward PB衡量的美股与非美市场估值差不断走高，2024年末达到历史高位的171%，但特朗普再度执政之后，2025年以来出现逐步收敛的现象，截至2025年4月降至144%（图表27）。虽然美股仍较非美维持较高的估值溢价，但中长期看全球美元资产配置“再平衡”或将进一步削弱美股的估值溢价。

海外投资者减持美债，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隐含的期限溢价，从而推高美债收益率的中枢。2024年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存量中的三成左右，其中海外官方机构持有的规模为3.56万亿美元，占存量的12.6%。随着美元储备地位的回落，海外投资者特别是官方机构一定程度上卖出美债，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所隐含的期限溢价。例如，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海外官方机构卖出1000亿美元美债，推高美债收益率10-90bp，平均50bp左右（图表28）。如果海外投资者减持美债是有序进行，预计将逐步推高美债收益率的中枢水平。但是，如果海湖庄园协议落地，或者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再度上升，美债收益率可能出现无序上行。

投资者削减美元敞口，或者增加对美元汇率的对冲，美元指数中枢或有所下降。正如此前所论述，美元当前被高估15-20%。从CFTC头寸可以看到，投资者当前对美元观点从看多转为看空（图表29）。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缓慢下降的情况下，美元短期走势受到关税进展以及美国经济周期影响，目前看仍有继续下行空间。但如果出现冲击导致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被严重削弱，私人和公共部门集中减持美元资产，美元或将出现大幅下跌。

六、美元地位的回落可能是一个“先渐进、后突变”的过程

1450年以来，储备货币经历过多次转换，美国取得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已经超过100年时间。1450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货币均一度充当过世界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持续的时间平均为94年（图表30）。普遍认为1920年以来美元取代，截至2025年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已经超过100年时间。即使美元在过去100年维持其储备货币地位，但美国政策也导致美元地位遭受过质疑。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退出金本位制度，并对各国加征高关税，导致1930年代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60%以上降至20%左右；1970年代，尼克松单方面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对全球加征10%关税，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70%左右下降至1990年代的50%左右（图表31）。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11]，美元虽然在上述两次挑战中地位有所回落，但是由于同期没有足够强劲的替代者，导致美元仍然维持其主导货币地位。

二战后英镑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过程是“先渐进、后突变”（Gradually, then suddenly）。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英镑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二战对英国造成巨大冲击，其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以及对外净资产，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储备货币。但英镑区的存在以及储备货币的网络效应[12]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仍对英镑地位提供支撑，例如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在二战后仅缓慢下降（图表31）。但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标志着英国地位的明显下降，此后英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降至个位数（详见附录）。

参考英镑的历史，预计美元地位的下降比较大可能性也是Gradually, then suddenly。美元的先发优势、储备货币本身的网络效应、没有明显的替代者（欧元等货币都有各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下降将是一个缓慢（gradually）的过程（图表32）。例如，从全球安全资产的规模来看，美债总规模达到28万亿美元以上，远大于黄金、德债、日债等。但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也可能在某些触发因素下加速（suddenly）出现。例如，如果出现海湖庄园协议或者债务危机等导致投资者质疑美债的安全性，或出现明确的替代性资产，则美元的地位将被明显削弱，但即使这样，美元仍将是未来多极化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个。研究显示，拥有最大规模安全且流动性政府资产的国家的货币通常是储备货币，但是当投资者对这些资产安全性产生质疑时，储备货币的转变就会发生，例如从荷兰佛罗林到英镑，再到美元（Coppola、Krishnamurthy and Xu, 2022）。海湖庄园协议[13]建议，对持有国债的外国投资者收税，或者将海外持有的美债转换为更长期限的美债，这可能导致投资者质疑美国国债的安全性，从而导致美元突然丧失其储备货币地位。

附录：英镑储备地位的丧失也是“先渐进，后突变”

1450年以来，储备货币经历过多次转换，美国取得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已经超过100年时间。1450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货币均一度充当过世界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持续的时间平均为94年（图表33）。普遍认为1920年以来美元取代，截至2025年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已经超过100年时间。即使美元在过去100年维持其储备货币地位，但美国政策也导致美元地位遭受过质疑。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退出金本位制度，并对各国加征高关税，导致1930年代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60%以上降至20%左右；1970年代，尼克松单方面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对全球加征10%关税，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70%左右下降至1990年代的50%左右（图表34）。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认为[14]，美元虽然在上述两次挑战中地位有所回落，但是由于同期没有足够强劲的替代者，导致美元仍然维持其主导货币地位。

1. 一战前英镑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位下降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英镑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首先，从货币使用层面看，英镑作为全球跨境支付与国际债务计价的核心货币，在1914年时所占国际债券发行中的比重超过90%，远超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其次，伦敦在当时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中心，也是国际清算体系的枢纽，大量跨国保险、航运结算以及殖民地间的资金调度均以英镑计价进行。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与殖民地形成“英镑区”（Sterling Area）机制，使得其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具备制度性惯性优势。英国的经济总量与金融资本实力在工业革命后长期领先，尽管在18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工业赶超，但若将殖民地纳入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广义英国经济体”总量仍然大于美国。

两次大战削弱英国财政能力，海外资产规模亦显著下滑。两次大战期间英国财政赤字大幅扩张，财政赤字削弱兑现能力，大幅削弱了英镑维持固定兑金承诺的能力。在金本位体系下，这种财政赤字通常意味着货币供应扩张，但由于黄金储备难以同步增加，市场对英镑的信心迅速削弱。此外，英国殖民体系也受到挑战。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虽仍然维持英联邦体系，但已与历史趋势相背，其海外净资产规模亦迅速下降，英国已无力通过海外投资收益的方式来维持经常项目顺差，其对外输出英镑的能力和国际结算使用英镑的需求出现趋势性走弱。

2. 英镑区与网格效应在二战后对英镑仍有支撑，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英镑区（Sterling Area）覆盖范围广泛，是二战后英镑储备地位得以部分延续的重要支撑。英镑区成员国普遍以英镑为储备与结算货币，并实行盯住英镑的联系汇率制度。因而即使战后英国实力下滑，英镑仍因路径依赖继续被广泛使用。此外，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在二战时期实行强制性外汇管制与支付限制，进一步维系英镑区体系。二战期间，英联邦国家对英提供物资支持获得的英镑收入必须留存在伦敦银行账户中，这种被“冻结”的英镑头寸实际是一种“被迫”的英镑储蓄，变相推高了外部持有的英镑债务规模，进一步维系英镑区体系。

多次事件冲击下市场丧失对英国财政与汇率政策独立性的信心。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试图依靠武力介入中东局势，但却因美元流动性短缺和美国政府的金融制裁“威胁”被迫撤军。美国财政部长哈里曼明确表示，若英国不停止军事行动，美联储将不再支持对英贷款安排，并将冻结英国在IMF的提款权。由于英国丧失了在战争期间紧急扩财政的能力，无财政余力应对英镑抛售或战争扩张，不得不接受美国撤军要求，以换取美元融资。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已不能独立自主地支撑其储备货币地位，因而不再符合“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具备独立的宏观政策空间”这一核心要求。此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动用其总储备的三分之一来干预市场，这让市场押注英国或无力再度如此干预。因而在后续多次危机中，市场敢于押注英镑无力维持其高汇率。

多次危机耗尽市场信心，人为托举也难改趋势。苏伊士运河事件后，英国也同BIS、G10达成多边货币协议，但趋势难改。为了避免踩踏式挤兑并维持英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残余地位，英国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在1960年代先后推动了三轮旨在稳定汇率的Sterling Agreements，并在1968年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及G10主要央行签署了多边货币支持协议。这些协议试图通过以下方式托举英镑：鼓励储备国将部分美元资产转为英镑；承诺在特定汇率区间进行协同干预；对美元/英镑汇率设定“非正式软下限”，防止贬值预期自我实现。这些“人为托底”难以扭转英国自身经常账户长期逆差、财政赤字扩大、经济增速疲软等基本面问题。1976年英镑再度爆发危机，国际社会已不再愿意托底。英国政府被迫寻求IMF史上最大额度贷款，并接受结构性改革附加条件。1977年的最后一轮货币协定，已不再是为了维持英镑的“强储备货币”形象，而是为了在储备体系中实现“软着陆”退出。

[1]https://americanoversight.org/beyond-the-first-100-days-combating-trump-administration-secrecy-and-abuses-of-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