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潜力到行动
对于有些人来说，现在问这样的问题还太早，对他们来说，脑机接口所能给人类带来的变革可能比其他技术都要多，而另一些人则难掩其忧，哈佛医学院生物技术中心的神经学家和神经道德部门主管Thomas Cochrane就表示：“这会引起社会公平方面的问题，究竟谁才有权去接受记忆或视觉的增容，这个问题将会萦绕我们几十年。”
事实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对的。所有人都相信，全脑植入和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存最终是可以实现的，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么具有革命性的事物到来的并不会那么快。这份报告所关注的是将脑机接口带出实验室、带入主流时所将面对的技术困难，但要真的实现“大脑鼠标”和心灵遥感，所面对的问题可就不止这些了。
要达到Neuralink和Kernel这种组织所设想的终极目标，路途还极其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Elon Musk和Bryan Johnson这样的富裕人群所投入的资金和耐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助益，但现实的状况是，要真的实现既定目标，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商业路径。
像CTRL-Labs和Neurable这种公司在消费者应用领域方面的动作还是很快的，但对于侵入式技术来说，它的商业化最开始还是要依靠在治疗领域的应用，这也就意味着要有一系列的困难需要克服，从临床试验的管理到医生态度的转变都包含在其中。NeuroPace的老板Frank Fischer已经成功为他的公司争取到了癫痫治疗方面的监管批准，但过程并不容易，他说：“如果我现在在明知结果要多久才能出的情况下再去融资，我最终怕是融不到资了。”
先从监管规程讲起。神经接口虽不是药物，但仍是医疗设备，这也就意味着，针对它的临床试验只能在准则落实的情况下针对少量的患者开展，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于实验的就只有几百人而已，而入侵式接口实验的适用患者提供更是困难。想要得到良好的人体试验品只有一个方法：已证明对药物无效且需要进行手术的癫痫病患者。这些患者已做过开颅手术且电极已经植入，医生可直接对患者进行监控，并对患者痉挛的状况进行细致的打点标记；但这些已经入院的患者所能做的只是等待痉挛的发生，然后通知研究人员前来采取相关工作。但是，志愿者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患者是否植入电极也取决于临床上是否需要，并不以研究者的意愿为转移。并且，为了加速痉挛的发生频率，这些患者会被刻意剥削掉睡眠，因此他们在认知任务方面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
然后讲到的就是安全问题。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审批的流程变得冗长，哈佛的Lieber博士就表示，他的神经网就要拿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全新的消毒协议。研究者们还得搞清楚将这些设备长时间放置在大脑中后可能会产生的问题，Wyss中心有一台可以加速衰老的设备，该设备通过将电极暴露在过氧化氢之下来模仿大脑在面对外来物体时的免疫反应，且在实验室暴露七天的效果等效于大脑中的七年。
在说服监管人员之后，你还得要让健康保险企业（或其他单一支付系统内的守门人员）相信这些设备的钱途。Wyss中心的想法是在这些设备获得生产许可之前先退出这些项目，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耳鸣，该疾病是一种由于听觉皮质过于活跃所引起的持续性耳内噪音，而其应对的做法是为用户提供一个可以反馈皮质活动的植入物，来帮助用户抑制可能的过量情境。而在保险公司方面，Wyss中心则希望通过展示认知行为疗法在治愈耳鸣患者方面的有效性来与其进行谈判。
除以上之外，还有两个需要说服的群体。对于医生来说，他们需要相信开颅这个行为在风险上的合理性，Fischer先生就表示，说服医生比预想的要困难，“对于神经学领域来说，设备治疗法还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最重要的是，你得让患者对这些设备有需求，换而言之，就是患者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脑部治疗。眼部激光手术和整容手术都经历了从稀缺到常规的过程，从以上两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单单就侵入性这一点并不会影响脑部植入物的发展，毕竟仅脑深层刺激手术这一项就已经有15万人通过植入电极来对帕金森疾病进行管控。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到功能性，比如，对于截肢患者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简单的金属钩和义肢，因为更加可靠。
（本篇译自经济学人文章 Grey matter, red tape，本部分为该文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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