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困境，困惑 我看到了社友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大如老鹰版主的“产业链落后是无解的吗？”小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好螺栓？” 社区里提出的问题，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是耶鲁的经济学者陈志武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解答这个问题。我无缘看到他的书。只看到记者对他的采访。他的答案是：政府过多的管制和高税收。他的解决方案是减税。 他说的影响民间财富增长的两个因素可以说是众所周知。政府的管制过多（需要政府批准的事项太多）影响产业的一个例子是汽车业。以前为了保护汽车业的国营企业，民营企业想进入汽车制造业几乎没门。让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起步太晚，实际上拖了整个汽车产业的后腿。 另外一个例子是航空制造业。我国的低空空域迟迟不开放，这样就让小型飞机和直升机失去了市场。我国的民用航空制造连巴西都不如。现在还政府忙着砸大钱去造大飞机，919， 929。 商用小飞机都造不好，怎么可能造的好难度更大的商用大飞机？正确的路子是，低空空域开放，有很多公司、个人玩小飞机。这样才有人才和技术的积累。我知道国外好的飞机设计师，有的就是飞行器设计世家，有的从小玩飞机。上大学时在业余时间就可以造出人驾驶的小飞机了。没有这个群众基础，怎么会有顶尖的人才？没有好的设计师，怎么设计的好大飞机。 但是市场准入与政府管制的问题解答不了为什么连马桶盖都造不好的问题。政府可没有限制谁，不让造马桶盖。 税收过高的问题，他也没有讲清楚。高税收的国家如德国、瑞士、瑞典、芬兰，其人均收入不差，制造业品质优良。关于税负问题，李炜光讲的比陈志武好多了。 税负涉及到公平问题，不光是收进还有支出。用到哪里去了，甚至比税率高低更重要。背后还有宪政问题等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51029130083.html 最近杜老去世，我看孙大午贴出他前几年与杜老的对话中，孙说过几句：从现象上看，农民的需求是减负，给予国民待遇，实质不是减负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实质问题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自由劳动权力的丧失。 孙大午看到了钱背后的人的问题。比陈志武就进了一步。 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还是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本事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中国人不光是在中国勤劳而不富裕，在美国和印度人比也是如此。根据统计资料，在美国印度裔的家庭平均收入一直高于华人。而且，中国大陆去的家庭，一般都是夫妻双职工全职工作。但印度裔家庭，很多都是丈夫一人工作。这样比较，咱们就更惭愧了。 陈志武的答案显然太过肤浅，回答不了他提出的问题。 说到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鲁迅曾经批判过国民性。揭露国民性的阴暗面。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现在还有很多人 认为鲁迅对社会和国民性的批评很深刻。 我接触过不少美国人，还有从不同国家到美国来的人。没有发现基本的人性有什么不同。经济性和人性紧密相关，它还有一个经济人假设。如果中国人的国民性真的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不同，那岂不是要专门设立一门中国人经济学。 国民性改造就更荒谬了。我们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哪里有什么妙法来改造国民性。不要说别人，夫妻之间，如果一方要改造另外一方，两个人最后非以扯皮吵架离婚收场不可。基本的人性不可以改造，但人在公共空间的行为可以由契约加以约束。人和人相处，还是要相互宽容、体谅，不要想着去斗争、改造别人，这才是正道。 半年前就想写一篇如何走出困境的帖子。可是一下笔，就发现不好写。 主要不是想写那种泛泛而谈，浮在表面滑行的文章。 陈志武的解答可以说是肤浅，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办法，只能说是荒谬了。 还是要把问题的深层症结找到，再提出解决方法。我不敢说我提出的方法就那么灵验。但值得一说， 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看到的说法，大都是对种种现象的批判。说的都是毛病、问题。这就像我们学习产品设计，我们不能总是面对低劣的设计，去挑劣质设计的毛病。当然面对劣质设计，我们可以学到减少设计中的错误和缺陷。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作出一个好的设计。我们还是要多了解和琢磨那些优秀巧妙的产品的设计。把好的设计吃透了，自己去做，就容易多了。 要讲清楚如何走出困境之前，要把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和创造财富有关、好的方面说清楚才行。 下面讲印度人和犹太人。会有一个系列的帖子才能讲清问题。大家要看的，需要一些耐心。我们对西方社会还是太缺乏了解，要讲一些背景知识。 （2）印度人、犹太人，中国人： 前两个月印度人接连出任美国几家大IT公司CEO的消息，让中国人在美国的表现为什么不如印度人的话题又升温了。以前，总有些人不承认印度人的表现优异。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华人与印度裔的差距。2013统计的家庭中位年收入：印度裔超过10万美元，华人家庭是6万8435美元。美国500大公司高管的人数，印度裔在美国创办的企业规模和数量，都大大高于华人的。 印度人和华人在美国是很值得一比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学业成绩优异过来留学然后就业移民来美国。两者来的时候都穷（印度人更穷一点），但都是在各自国家的智力优异者。 拿华人和墨西哥裔就不好比，因为墨西哥裔人绝大多数都不是通过读书这条途径来到美国的。 对于华人在美国比印度裔表现差，很多人都不服气。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时，印度人不比华人厉害。在公司里，论技术水平，华人也不比印度人差。可是华人就是提拔不上去。 其实，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华人比印度人要好。可以看各种科技大奖的获取人数，华人都多于印度人。华人差在哪里，差在企业界。在美国的大学做教授搞研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手下的是学生。在美国的大公司不一样，要搞团团伙伙。华人和印度差距就在这里。单打独斗，印度人不是华人对手，可是打群架，华人就不行了。华人输就输在无法合作上。一遇到打群架的场合，华人就输得一塌糊涂。 这和创造更多的财富有什么关系吗，后面再讲。 在美国，真正厉害的是犹太人。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华人和犹太人很相似，比如都重视教育等等。其实真一接触犹太人，了解犹太文化，知道了他们的活法，就觉得一点也不相似，反差和对比太强烈了。 先讲个故事：8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拿到全额助学金或奖学金（指负完学费后还有生活费）的比例并不高，很多人要靠到外面打工。老刘读研究生时也是如此。一天，他实验室的一位从欧洲来的犹太人同学和他说，现在学习和研究时间这么紧，你为什么还要去打工赚钱。人年轻的时候正是读书的好时光，钱可以毕业了以后再赚。 老刘回答他，你知道助学金名额少，申请的人多。很难拿到。各种奖学金要美国公民身份。不打工我拿什么 交学费和生活？ 犹太同学说，你看我就不打工， 我也没有美国国籍。我们有犹太人自己的奖学金。你们中国人没有？ 犹太人也知道中国人重视教育。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人重视教育，也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那是靠父母买单。以前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时候，家里有人要读书，除了父母勒紧裤腰带拼命节省外，还得牺牲兄弟姐妹只保一个。犹太人虽然亡国千年，他们的互助组织一直在起作用。 犹太人对用钱和赚金的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说起财富，靠的是勤俭二字。辛勤劳动，节省支出，舍不得投资。犹太人讲究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一个卖石头的故事, 记得刚看到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故事。现在网上把它变成了佛教故事。http://www.hebzyw.com/staff/%E5%91%98%E5%B7%A5%E5%A4%A9%E5%9C%B0/%E6%96%87%E5%8C%96%E5%9B%AD%E5%9C%B0/%E6%84%9F%E6%82%9F%E4%BA%BA%E7%94%9F/%E7%94%9F%E5%91%BD%E7%9A%84%E4%BB%B7%E5%80%BC.htm （传统的佛教故事往往是因果报应，看穿人生一类。） 讲的是物品和人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价值。这和文革时的：“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不一样。 犹太教有十一税。（基督教也差不多）。 犹太人组织给有潜力的年轻人奖学金，他们毕业后会拿到较高的薪水，其中一部分会自觉地交给犹太教会或基金会，基金会有钱可以支持后来者。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优化配置了人力资源。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勤俭之外创造更多财富的方法之一。 （6）中西文化的知识含量 我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列强敲开国门到现在有175年。若以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洋务运动实际操作的起点，引进西方生产技术也有154年历史。目前是个什么状况，我看到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走了一条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路子。我们不说制度，思想，单说这个工程技术的学习，为什么就这么的难？ 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那也是一种异质文化。当初佛教进入中国，被中国接收吸纳，都没有如今引进西方技术这般艰难。 80年代梁漱溟曾在光明日报重弹其东西方文化观（文化三路向说）。西方文化面对的是物质之类的“低问题”。印度文化面对的是人自身精神需求的“高问题”。中国文化面对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意欲持中、调和”。人类的文化路向是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最后到印度文化。他说：“我总觉中国古时天才比西方古时的天才要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产生的缘故。” 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知与识的基础上。特点是知识量大面广，分门别类，层次繁多。要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要下笨功夫。其追根溯源，要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那里。 我是把知与识分开来理解的。知是我们常说的知识，识是指识别力，运用知识的能力。比如鉴定古玩，拿出一个瓷瓶来，某人告诉你，唐代的是什么样，元、两宋，明清的如何，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要他鉴别瓷瓶的年代，他鉴别不了。或者把河南的仿古瓷，鉴定为北宋官窑。产地可能蒙对了，年代不对。这种人叫知道分子，或者称为有知无识。这也是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 印度文化，是排斥知识的，没有知识含量。中国文化，讨论其主流的儒家文化，有一定知识含量，但含金量不高。孔子教弟子：礼、乐、射、御、书、術六艺。孔子晚年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将它们作为教材教授弟子。孔子之后，六艺教育与六经教育成为儒家教育两大传统。 对于具体的知识，孔子的态度是轻视的。从樊迟请学稼就可以看出来。孔子对种地的是根本不感冒。樊迟离开后，他说，樊迟是小人。《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过：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对当官的学问感兴趣。农工商等具体事务的知识他看不起。这和亚里斯多德兴趣广泛，被称为“最后一个精通所以知识的人”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也有聪明人。中国也有笨蛋。中国的墨子对待知识的态度就和西方类似。西方的聪明人如黑格尔，用辩证法，正反合，能找到真理。闭门造车就够了，用不着那么费事。 说文化，太大，太虚。我们说说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有案子要你断，你会用什么方式思考判断？我相信老吏断狱，要依靠丰富的经验知识和长期磨练出来的鉴别力。美国培养法律人才，其实也是这一套。有部电影《力争上游》The Paper Chase， 讲的是哈佛法律系的真实故事。据说这也是我国法律系的学生的必看电影。美国法学院的学生学得很辛苦，要学习大量的案例，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判案时还反复争来辩去的。可是用辩证法找到真理指导下的前苏联，就不用这么罗嗦。一肃反，批量的案件很快高效率的就判了，多痛快。 我们当初为什么吸纳印度佛教很顺利，因为那是没有知识含量的文化。六祖惠能只是一个文盲樵夫（也有人说他是装作文盲），听法即悟，继承衣钵。这种便宜的好事，谁不喜欢。现在学习西方的那一套很难，有人说是我们的开放性不够。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现在的东东，不就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为什么偏偏学利用辩证法发现的真理，说穿了，没有什么知识含量，学起来不费事。 知识含量高的文明包容知识含量低很容易，倒过来就难了。 我们才不喜欢那种分门别类，层次繁多的知识体系。一个人下了笨功夫，还只能学到一门专门的知识。西方有很多笨蛋公司，发展了百把年，还只是守在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里，就是中了“术业有专攻的毒”。我们精于悟道，相信一通百通。所以有人说，你能行，那你把所有的都玩了。这种250，西方肯定没有。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印度文化的知识含量连儒家文化都不如，那为什么印度人在美国的表现比中国人强？ 印度人比中国人强的是人际关系，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还比不上中国人。你看各种科技大奖的获得者，美国华人无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绝对人数，都比印度人多。 接触过印度人就知道，印度人的心态比较平和，所以他们容易抱团。印度人管理层人多，技术大拿人少。 再说说日本，为什么比中国工业化快速。从企业层面来看，日本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利益分配比较合理均衡。我们羡慕国外工匠的工作待遇和稳定性。工匠是要有企业来养的。日本企业可以养士，这是它比咱们强的地方。对待学习西方知识，日本是笨笨地学。咱们是投机取巧的学，学到的也是西方式的投机取巧。需要下苦功学的真知识，没有学到手。学来的东西，忽悠人的以外知识为零。这些新的忽悠方法，关起门来哄老百姓可以，想用它去对付鬼子，就不灵了。 （7）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几天只顾得上写，没有回社友回复，抱歉了。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比如，工商社会（与文化）和农耕社会的区别。在工商社会中人的思考方式和活法。 还有作为个人，可以过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我是如何读书和认知美国社会的等等。在机械社区我写的帖子最后都落实到企业和产品上去（也就是如何走出困境）。和这个主题关系不大的，我有时间写到别的地方。（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宗教的理解，国家构建，政治运作等等。当然还是不谈时务，只谈外国人和中国古人的事。） 对工商社会理解，稍放后一点谈，先谈如何改变。 前面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还是通过努力去改良社会。这个问题，我很久都没有想清楚。胡适的老师杜威出身于小贩之家。杜威的一句话常被胡适引用：民主可以零售，不能批发。我把胡适文集12册都下载回来看，也没有看到民主可以怎么个零售法。后来也看了胡适的传记和不少同时代的人和自由主义学者对胡适的评论。才知道，胡适自己对民主自由也没有搞清楚。 孙立平先生有个社会溃败论。那我们总得找个办法让社会不要溃败吧。为什么有的国家社会不但不溃败，还可以改良进步？ 琢磨清楚了前面的问题，才算明白了。让我去适应一个溃败的社会，总是心有不甘吧。让我去改良社会，肯定没有那个本事。毛晚年接见外宾时说，他也只改变了北京及其附近的几个地方。 既然这两件事都不能做，那该怎么办？再说，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改变，像鲁迅那样要改造国民性，那样会走上一条奴役之路。 美国社会之所以能进步，其秘诀在于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羽毛相同的鸟，自会聚在一起。亚里斯多德） 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或者人际关系不满意，如果你觉得错不在你。那么，既不要改变你自己去适应别人，也不要强求别人改变。找到和你想法、志趣类似的人，一起工作或者生活。中国有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讲的也是这个理。 一个人不要说改变别人，改变自己都不容易。比如控制体重，一个人坚持下去不容易。如果加入一个控制体重的朋友群，相互鼓励，交流经验，既可以少走弯路，也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古希腊， 就有人类是社会型动物的说法。西方人经常考虑一群人在一起该如何生活。我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是皇权专制加文官治理。除了皇帝梦不能做 （只能靠造反夺了鸟位），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阶层流动远比西方古代容易（古代日本阶层流动也不容易）。 儒家文化要么注重个人生活（修身，慎独等等），要么关心国家大事。西方人关心怎么过好自己所属自治体的生活。我国的皇权专制对自治体是有戒备之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区别大了。 儒家文化也没有如何运转自治体的内容。儒生必须依附皇权生存。有清晰规则，运转良好的自治体，在传统中国是几乎不存在的。 日本近代的村落共同体， 重要事务由村中的议决机关——寄合来处理。寄合，是村里的户主联合会，采用全员认可制。一个问题，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也决不执行。在第一回寄合上未取得一致的问题必须经过两次、三次的协议，达到全员同意才执行。 企业就是一群人组成的经济自治体。因为有长期自治的基础，西方和日本企业在内部治理和利益整合上比中国强，尽管他们内部治理的方式不同。 社友大都知道五月花号公约的故事。其实当初英王经营北美殖民地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有些公司拿到了经营某块地盘的特许状之后，就聘用技工，到街上找一批无业游民，把他们送到北美来建立定居点。当时的生活条件很恶劣。冬季气候严寒，土地贫瘠，还有疾病侵袭。公司建立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定居点后来都难以生存。而怀有信仰和理想，又有良好契约规则的清教徒自治体，通过互相帮助，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兴旺发达。人以群分的自治体，也有一个优胜劣败的淘汰过程。内部治理良好的自治体会连同其运转规则一起传程下来，成为后来者仿效的对象。 五月花号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对于后来者的范本效应。 新和谐公社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创建的试验区。（我老乡不通，为什么有过试验的翻译为空想，没有试验过的倒自称为科学）。它位置比较偏僻，我今年夏天才去游览一趟，拍了些照片。欧文到美国之前，是一位管理奇才，成功的企业家。他在血汗工厂偏地的英国的实行人性化管理，它的工厂是贫困阶层的福利工厂，还能赚钱牟利。他到美国搞试验时，有资金，有管理经验。理想崇高，得道多助，美国不少名流都来襄赞盛举。我国80年代工业改革时报纸上有句话，叫“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据解释是：搞改革试点时，各种资源倾斜照顾，所以成功。推广后，各个工厂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失败。从当时欧文在新和谐拥有的资源来看，他是不会失败的。我在参观时想，如果他成功了，美国现在应该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具有美洲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新和谐的故事值得以后单独写一篇文章。我看是欧文对人性的幽暗之处缺少洞察，其制度设计不合理而导致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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