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地区的合同通常以总价合同的形式出现,这种价格模式往往将通胀风险转嫁给了承包商。同时,此类合同中通常缺乏或有意排除价格调整条款,重大不利变化条款,以及艰难情势条款。这种风险分配模式往往使得承包商难以有效地控制持续上升的项目成本以及不断变化的项目风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合同的适用法不同,关税对产业链中不同主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于许多设计或供应商而言,如果相关合同受英国法管辖,承包商则可能难以针对成本的上升而获得相应的救济。这是因为英国法本身不含善意义务,也不承认法律上的不可抗力,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合同目的落空的原则亦无法适用于项目成本变得昂贵、但仍旧可能完成的情况。
相比之下,在受大陆法系管辖的合同下,如大多数中东国家境内的建筑工程合同,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大部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民法典均授权法院(或仲裁庭)在“特殊”或“不可预见”的情况下酌情减轻抑或重新平衡责任过于严苛的条款。
我们预测,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近期的高通胀以及关税的进一步影响是否构成“特殊”或“不可预见”的情况将成为该地区法院和仲裁庭的重大议题之一。
现如今,中国承包商已是海湾地区基建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背景下,从出海承揽工程项目的角度而言,如何在项目前期便设计好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风险分摊以及适用法的选择,以抵御未来的贸易动荡与潜在风险便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争议初现阶段,承包商及时寻求拥有当地法律背景且熟悉中资项目运转的律所合作也有助于确保相应的法律风险可防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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