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全球金融市场作出评估。
●短期全球金融稳定风险暂且得到控制。空前且及时的政策应对帮助维持信贷持续流向实体经济，避免了不利的宏观金融反馈循环，构筑了通往经济复苏的桥梁。
●然而，脆弱性正在上升，这使部分国家金融稳定问题有所加剧。企业为应对现金流短缺举借了更多债务，当局则为支持经济扩大了财政赤字，这使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主权部门的脆弱性有所上升。
●随着危机发展，企业的流动性压力可能演变为偿付问题，这在经济复苏被推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与可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更为脆弱。未来债务违约的情况将最终取决于当局维持政策支持的程度以及经济复苏的速度，而各部门和各国的复苏情况预计将有所不同。
●虽然全球银行体系资本金充足，但处于尾部的银行比较脆弱；在2020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假设的不利情景下，即使考虑到当前已采取的政策措施，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仍可能面临资本金的总体短缺。
●一些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面临融资挑战，这可能使部分经济体陷入债务困境或引发金融不稳定，可能需要官方提供支持。
●随着经济重启，宽松的政策对于稳定复苏势头、实现可持续复苏至关重要——详见下文的“政策路线图”。疫情后的金融改革计划应该聚焦于加强非银行金融部门的监管框架，完善审慎监管，以抑制长期低利率环境下的过度承担风险行为。
在全球性的卫生和经济危机下，政策制定者采取了超常规措施来保护民众、经济和金融体系。然而，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将取决于新冠病毒的可靠疗法和疫苗是否可得。此外，在很多国家，一些部门（资产管理、非金融企业和主权部门）在疫情暴发前就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些脆弱性正在不断加剧，成为经济复苏的潜在阻力。
在发达经济体，低利率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复苏继续支持融资环境进一步放松（图2）。同一时期，除中国外的新兴经济体的融资环境也普遍放松，尽管很多国家的对外融资成本仍高于新冠疫情之前水平（图2）。在经济活动改善、金融部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当局降低了进一步降息的预期，融资环境总体保持稳定。
3月底以来融资环境的急剧放松帮助防范了金融危机，缓解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全球各国经济前景恶化，2020年预期增速的分布已深深跌入负区间（图3）。展望未来，全球经济预计在2021年增长5.2%。预期的增速回升和宽松的融资环境意味着明年出现负增长的概率较低，但风险仍偏向下行。
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空前政策行动成功提振了投资者情绪，维持了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企业为缓解现金流压力增发了债券，使用了银行的信贷额度（美国最为明显），并利用了政府担保贷款。
新兴市场的硬通货债券发行也十分强劲。其总体的证券投资流动已从3月的低点恢复，尽管约半数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三个月中仍持续面临资金外流。宽松的融资环境改善了新兴市场证券投资流入的前景，未来三个季度出现外流的概率从市场最为动荡时的60%下降至9月的25%（图4），但其仍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全球股市已从疫情期间的低点强劲反弹，但各国存在显著差异，这取决于其疫情形势、政策支持的范围以及部门构成。中国和美国股市的表现优于其他市场，由科技股（图5的深色和淡绿色条形）驱动，尽管其在9月经历了市场调整。人与人接触更密集的部门（酒店、餐馆、休闲）因封锁措施和社交距离而遭受冲击。能源和金融部门低迷表现（图5的红色和黄色条形），反映出投资者评估认为增长前景更为疲弱。
市场估值上升与经济形势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对年初至今美国股市表现的分析表明，无风险利率下行和股权风险溢价收窄抵消并超过了企业盈利前景急剧恶化的影响，这反映了央行降息等措施，它们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提振了投资者情绪。同理，无风险利率下行和信用利差收窄带动企业债收益率下降——在很多经济体，其已跌破与经济基本面相符的估值（图6）。
利差收窄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政策支持，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原因还包括发达经济体央行的政策放松。如果市场认为政策支持将会延续，或者在经济前景恶化时会进一步扩大，当前的风险资产估值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如果投资者对政策支持的范围进行重估或者经济复苏推迟，急剧调整的概率可能上升。
新冠疫情暴发后，非金融企业承受了严重的流动性压力。在疫情初期，较脆弱的企业——包括偿付能力和流动性头寸较弱的企业，以及较小型的企业——比同行面临更严峻的财务压力。为缓解现金短缺，很多企业，特别是盈利不够支付利息费用的企业增加了借款规模（图7），这进一步推升了若干经济体原本高企的企业债务（图8）。违约率也持续上升。随着疫情继续发展，尤其是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被推迟，流动性压力可能演变为偿付问题。
除非融资环境大幅收紧，否则能够入市融资的大企业可能不会面临严重的偿付压力。然而，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中，企业增长前景更加暗淡，流动性压力也更加严峻，因此其违约和资不抵债的风险也更高。中小企业通常更加脆弱，可能成为经济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此外，中小企业往往在一些人与人接触最为密集的部门（酒店、餐馆、娱乐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部门在新冠疫情中遭受了重创。
新冠疫情暴发前，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缓冲远高于2008-2009年水平。因此，它们有能力继续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旨在支持借款人和鼓励银行利用监管框架固有灵活性的政策可能支持了银行的贷款意愿和能力。然而，部分银行已开始收紧贷款标准，可能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对29个国家（不包括中国）银行偿付能力的前瞻性分析显示，大多数银行有能力吸收损失，并将资本缓冲维持在最低资本要求以上。
而在《世界经济展望》衰退程度更深、经济复苏更疲弱的不利情景中，大量处于尾部的脆弱银行的资本缓冲可能遭到损耗，其程度可能抑制这些银行的贷款能力（图9）。即使考虑到针对借款人和银行的风险缓释政策，广义监管要求（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资本留存缓冲和系统性缓冲）下的总体资本缺口可能也会达到2200亿美元。
在疫情暴发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就已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图10）。它们在政策支持下成功应对了疫情引发的市场动荡，但依然非常脆弱。例如，如果投资组合的损失更大，且赎回比3月市场抛售时持续时间更长，那么资产管理机构可能被迫抛售资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市场（包括较高风险部门）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其与银行部门的关联性增强，意味着其脆弱性可能传导至整个金融体系。
主权部门脆弱性进一步加剧，因为各国纷纷扩大了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主权国家可能面临或有负债的激增。多个部门的脆弱性有所加剧，在拥有系统重要性金融部门的29个辖区中，有6个辖区的企业、银行和主权部门显示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图11）。
受疫情影响，新兴市场的融资需求急剧增加。对新债务供给和国内基本面薄弱的担忧，可能抑制境外投资者对本币债券的需求（图12），特别是当境外投资者持有很大比重的债务且国内投资者基础深度不足的情况下尤为如此。为稳定市场形势，一些新兴市场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了很大比重的债券。前沿市场经济体面临的融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借款成本上升，导致许多国家无法负担，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官方支持。
随着政策制定者构筑通往复苏的桥梁，他们需要调整相关政策，这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经济回升的速度（见本文开始部分的“政策路线图”概览）。在每个步骤中，政策制定者都应该关注跨期权衡和意外后果——在讨论动用现有缓冲的好处时，也应充分考虑将来提供更多支持的需要以及脆弱性加剧的风险。
随着各国重启经济，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定向流动性支持将对维持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健全的债务重组框架将在减少债务积压和处置不可持续经营的企业中发挥关键作用。面临融资困难的低收入国家可能需要获得多边支持。尽管疫情影响了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但其也为向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机遇。
当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后，政策支持可以逐步退出，政策重点应聚焦于重建银行缓冲，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强化审慎监管以抑制长期低利率环境下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来源：Famil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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