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议息会议闭幕之时，恰是市场重新寻找方向之际。暂时抛开耶伦主席的新提法，冷静比较本次会议与七月会议，会发现其实真正的信息量非常有限。关于加息和路径，“再议”——已经成为美联储应对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问题的一种常规武器；拖延战术已经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广大利益相关者造成了杀伤。在美欧日经济体负利率日益深化的当下，资产荒同避险策略齐飞、资产错配同价格泡沫一色，矛盾积累到了今天，美联储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敞口。从这个角度说，九月会议的深重影响，再次超越加息本身。
其实，在观测耶伦届美联储的几年中，全球市场大部分投资者与研究者的感受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届独立性逐渐丧失、政治性强势崛起的美国货币当局。而作为现代经济的一份子，我们通常关注集体决策，避讳评论个体决策，希望远离感性和狂热。但近来我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完全绕开这位目前世界上极少数能够推动市场走向的人，来客观评判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动向。所以，赶在耶伦女士九月会议上的新提法会成为成为关注焦点之前，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有关她本人决策的理解框架，即从赌徒——争抢加息窗口期、囚徒——面临政策困境、门徒——新凯恩斯主义，这三个维度去剖析。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相关背景，我们把旧文《大选年美联储必须为自己正名》作为附件。同时，我们梳理了美联储加息决策前后跨越20多个月来一系列有关研究成果作为参考文献，作为理解耶伦届联储面临的硬约束和复杂问题的向导，仅供读者参考。
一、赌徒之耶伦：加息窗口期闭合VS次优货币政策路径
1、耶伦讲话矛盾的背后：时间不一致性
客观地说，自2014年底放出加息预期以来，两年内联储已经多次错过加息的最优窗口，并且这个窗口随着负利率的不断加深，美国经济的不断升温而开始闭合；回想耶伦在麻省大学那次充满信心加息的讲话言犹在耳，这是个经济学中典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原因我们前期多次论述过，这里不展开了）。2016年来的情况尤其如此，几乎每一次耶伦讲话释放加息预期，下一次宏观数据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弱化，从而推高加息成本，直接后果就是市场预期不断遭到破坏。
2、耶伦决策让市场忧虑：一场险中求胜的赌博
现在摆在耶伦和市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给定美国就业率已经基本上回到充分就业水平5%左右，美国经济增长距离潜在增长水平尚有差距，如何调整最优策略和路径，避免过早或者过晚加息。尽管美国市场和政府对未来通胀率表现（2%这个政策触发点）充满期待，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传统通胀率已经证明并非度量当前经济繁荣程度的好指标；如果参考核心通胀率。9个月来基本上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线上，并且至今并没有明显的改变趋势。耶伦接着等待下去的结果，是否真的能够赶得上加息窗口闭合之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历史上各国都有过经验教训，次优货币政策路径最后演化的结果并不确定。实际上，这个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耶伦主席决策科学性的问题，即，她是否有过度风险偏爱的倾向？当然，这种赌性是受到制约的，因为她还面临囚徒困境，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
二、囚徒之耶伦：货币政策困境VS民粹主义兴起
1、货币创新已到尽头
2008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设想的时候，恐怕少有人能够预料到8年后，全球各国央行联合起来把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引向了极致的境界。我们曾经几年来反复呼吁货币政策中性（即货币政策工具无效性）可能在短期出现（参考我们的文章：三大角度激辩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_陈佳），如今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再能够单方面提供经济改革者期望的效果，在日本，在欧洲，在美国，这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货币政策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经济复苏需要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耶伦手握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很有限了，这也是束缚她不能随意扣动加息扳机的一个核心约束，一旦失败，她就必须承担货币政策工具失灵的代价，这是任何经济学家的噩梦。
2、民粹主义强硬掣肘
我们在《美联储上空三大疑云：宏观、货币、政治》中就强调过耶伦最近收到国会质询，联储管理层结构受到大选年气候影响，需要作出适当让步。这个趋势，随着近期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终点而更加强化，美国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令老牌资本家代言的共和党，都不得不暂时表态拥护，川普和希拉里争相示好民粹主义，提出的很多经济建议甚至令美国市场哂笑，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学背景，这当然也涉及到了我们马上要谈的第三点，耶伦作为经济学者，她自身的倾向性问题，即，她是谁的门徒。
三、门徒之耶伦：新凯恩斯主义VS新政治经济学
1、凯恩斯的门徒：同一曲命运之歌
理论上，任何联储主席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因为只有相信经济政策能够抚平短期经济波动，提振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研究者，才可能相信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并且有信心在复杂局面下运用好这个威力强大的工具包。然而，颇为巧合的是，近三届联储主席的命运有不少共性，基本上遵循了——高开，低走，清算——这一三部曲的节奏。其中，格林斯潘作为执掌联储时间最久，见证美国繁荣时间最长，最受市场拥戴的联储主席，一度被认为是最接近凯恩斯政治成就的人：他的高峰是克林顿时期的高增长低通胀低赤字，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开始下行，直到退休前他一直深受美元国内流动性消失的困扰。当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才醒悟过来，原来危机的一大根源，就来自美联储（Greenspan Put）。在一场场次贷危机追责的听证会中，格林斯潘的光环最终消失殆尽。相比之下，他的继任者伯南克更为不幸，顶着巨大政治压力，伯南克实施了美国建国以来最为庞大的刺激方案，三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经济历经颠簸最终迈入正轨，然而此刻伯南克已经去职，而在职期间美国高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百分之九十九运动，令这位以研究经济学圣杯——大萧条著称的严肃学者饱受攻击，至今有人还指责他为资本代言。伯南克则通过博客和回忆录迎战，矛头指向他共事过的机构——美联储。对比凯恩斯和伯南克的境遇，可谓天上地下，令人唏嘘。至于耶伦，她的篇章尚且演奏到一半多，略有下降的趋势，后面的调，由她来定。
2、新政治经济学的必然
作为职业经济学家，耶伦女士是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耶伦执掌联储初期是承担了圈内很多期望值的。在全球经济动荡与再平衡的浪潮中，在美国经济力图摆脱大衰退的孤舟上，耶伦做了几乎她可以做的，最初她在联储力推消费者保护，倡导收入更加公平的经济是很符合美国主流民意的。但随着货币政策推行难度增加，尤其是夹杂着大选年政治经济学的干扰，凯恩斯门徒的耶伦已经渐行渐远，政治经济学门徒的耶伦倒是更为直接。然而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是比较混乱的，对其门徒是非常挑剔的。耶伦主席如果真的选择了新政治经济学，则无论对于美联储，还是美国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都有着令人惊讶的影响。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新政治经济学是个熟悉的名称，也许是发挥比较优势的一个机遇，中美货币政策若真能合作，应当是双方国家之福，民众之福。
附件：
大选年美联储必须为自己正名
——重申美联储的双重使命（FED's New Dual Mandate）和货币政策有效性
陈佳 人民大学货币所 农业银行 研究员
货币政策有效性命题是个古老的经济学思想，她摆脱了古典经济学的桎梏，历经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多次洗礼经久不衰；现代金融和虚拟经济的高度发达，货币信贷对实体经济的巨大作用，一度让其应用价值光芒四射；不过，危机退去后随着全球市场流动性泛滥，主要经济体饱受低增长、低通胀、负利率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困扰，这些看似矛盾的经济后果相互纠结，令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光彩有些褪色。缺乏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配合，令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效果饱受市场质疑；承诺不断失效（加息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则令美联储首当其冲。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号称具备最高独立性的货币政策监管主体是否不再独立或者不够独立，美国国内呼吁联储变革的政治声浪也在不断积聚，简言之，大选年联储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和外部市场压力是空前的，她必须为自己正名。
抛开政治狂热和经济立场，要客观评估联储货币政策有效性就必须有客观标准，即首先厘清其双重使命，然后以此为标准来评估其是否达标，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目标；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厘清现代经济体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几个必要条件，比如决策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比如稳定金融市场预期、比如保护广大消费者。最后我们会给出几个理解未来联储决策（包括加息与否）的关键点，希望对广大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有所助益。
一、大选压力漩涡中的美联储
自2007年中美国市场爆发次贷危机、2009年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2014年退出3轮量化宽松、并启动加息预期直到2016年中期，期间已经跨越了整整9年。9年里历经两届美国政府更迭（小布什第二任期、奥巴马第一、第二任期）、涉及三任美联储舵手交接（如果把次贷危机的源头延展到格林斯潘末期的话），尤其是2015－2016年这过去的18个月中，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水平仅有美国独善其身，全球主要金融（子）市场都经受了至少一轮以上后危机时代的剧烈波动，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还在持续增加（想到英国脱欧只是个开始，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作为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为强势稳定的货币，作为全世界独立性也许最高的央行，联储加息预期迟迟无法兑现已经令金融市场预期严重分裂（参考：戳破市场对美联储加息制造的三大神话 陈佳）；货币市场各方博弈加剧情况下，除了美元之外几乎所有其它主要货币都存在强烈的长期贬值压力，市场稳定的基础在不断削弱。所有这一切令联储货币政策有效性遭受了严重的外部质疑。
但联储的困难远不止加息和汇率这些技术问题。在美国国内，联储面临的政治环境相当不乐观，除了大选年固有党派性因素之外，美国国会作为监管者的监管者，多年来也绝不吝啬给予联储高度的政治压力。事实上，美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最近一直处在争议的漩涡之中，联储内部分歧也被外界不断放大。为了应对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梳理市场分裂的预期、为货币政策传导赢得空间和时间，美联储内部对美国货币政策目标和未来走向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其中一部分成果用于疏导国会内部的政治角力，另一些用于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报告来引导市场，我们将从这些证据出发，系统回顾联储在近年来货币政策，并对其有效性做出明确判定。
二、美联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判定
要判别美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必须确立合理的分析标杆，然后在这个标杆下客观评估联储货币政策，鉴于目前最合理的标杆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那么联储的双重使命必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另一个关键在于，还必须区分长期和短期效应——长期美国自然增长率及其对应的指标系水平与当前美国真实经济指标之间区别，同时理解这种区别与政策动能之间的关系。
1、判定标杆：美联储的双重使命
产生背景：解决金本位崩溃后的权责失衡金本位崩溃之后，美联储摆脱了担当全球市场央行的束缚，其黄金储备水平得以稳固，这既让联储确立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中央银行地位，同时也让她的义务和权力一度严重失衡；所以联储的职能目标也一度成为发达经济体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修正案，于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其货币政策目标得以重新确立。
核心内容：最大就业与稳定物价美国国会制定的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为："美联储理事会（如今由12位地方联储主席以及美联储主席构成）以及公开市场委员会必须将货币与信贷总量的长期增长率维持在与美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相称的水平上，以此促进美国经济总产出，从而有效实现最大就业、稳定物价以及利率长期温和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最大就业与稳定物价——这就是国际市场过去近四十年常说的"联储的双重使命"，也是市场理解联储货币政策操作系列决策有效性和独立性最为核心的向导。
2、判定依据：次贷危机以来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实现
第一重使命——失业率目标：比较复杂
判据：在最大就业方面，尽管2016年六月会议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自然失业率的预期中位数水平设定在4.8％的水平上，但事实上联储并没有设定一个长期具体数值目标；毕竟就业率是由非货币因素决定的一个变量，联储对此并没有直接控制能力。
好消息是，自联储实施QE刺激开始，美国经济新增岗位数一直在持续稳步增加，到2016年中期，这个数字比起危机前的峰值还要净增超过5百万个；失业率则从危机时期的两位数下降到2016年五月的4.7%。注意到4.7%这个数字的特殊性，它恰是很多经济学家眼中的美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自然率）所对应的失业率水平。当然，由于潜在失业率是无法直接观测的，而估计值总是受主观因素和不确定性影响，所以为了进一步判别联储失业率目标是否实现，测度劳动力市场状况一些关键指标就必须纳入考量，这包括经济新增岗位数，劳动退出率水平，工作搜寻匹配成本（找寻工作的难易程度）等，从最近的调查数据来看，美国新增工作岗位数是历史最优水平，劳动退出率水平与危机前大致相当，工作搜寻匹配难度与2000年代中期水平大致相当。这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另一方面，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并不理想，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当然这可能与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个体对于工作岗位要求也会有影响，从目前看来，美国劳动参与率自1970年代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然后在新千年出现拐点下滑，到了2008年，劳动参与率更是大幅下滑了3%，这个趋势维持了5年左右，直到2013年开始美国就业市场重合增长路径。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联储目前预测美国劳动参与率未来可能维持年均下滑0.2%的趋势，这是一个近乎平坦的趋势，当然要比次贷危机期间的大幅下滑理想得多。一个令人警惕的事实在于，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要远远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包括德国，法国和英国。另外，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上涨预期强烈，增速远高于通胀率和劳动生产率，这都是劳动力市场变紧的标志。
同时，最近美国企业投资水平在变弱，GDP增速也在下滑，预计美国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仅维持在0.25%-1%的水平。当然联储也预测美国经济在二季度大约能反弹到2.6%的增长水平；然而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指标，包括新增就业岗位数字，在持续增长多年之后，却在2016年4、5两个月连续下滑。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增势开始衰落了。
结论：美国经济失业率水平目前非常接近潜在失业率水平，但是距离最优就业水平的差距未来有可能加大！
第二重使命——通胀率目标：比较明晰
判据：就稳定物价而言，联储多年来将通胀率目标设定在2％左右的水平线上，以消费者个人支出水平作为标杆，这一做法已经广泛被世界上许多大中型央行采纳。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联储测度的美国通胀率一直维系在2％的目标水平之下，期间只有2011年有过一次突破，主要还是由于当时中东政治局面失衡（阿拉伯之春）导致油价飙升引致的。然而，在过去12个月中联储监控的常规通胀率指标均值只有1％左右的水平，除去油价和食物之外的核心通胀率水平在0.5％－1％的区间内徘徊。油价持续下滑、美元持续强势都是直接原因。如果全球市场能够趋于稳定，油价和美元汇率稳步回归，那么2％的通胀率目标短期内就有完全实现的基础。
长期来看，美国的通胀率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因此联储有能力确保长期通胀目标的实现。目前联储将长期通胀率目标水平设定为2％，联储通过不断加强公众沟通，确保能够牢固盯住市场通胀预期水平，从而促进价格体系稳定和长期利率水平温和增长，为不利局面下维持最大就业水平提供足够政策空间。
结论：使命基本达成，当前距离最优目标并不远，未来实现目标的概率也很大！
3、判定结果：货币政策相当有效，但这还不够！
我们看到，以联储传统的双重使命目标来看，美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是能够得到数据支撑的，这也是近期为何联储高层在国会、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及各类吹风会上反复强调的立场。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改变当前联储面临内外重压的局面，因为全球市场和美国国内对于联储的质疑，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联储双重使命的某些缺陷开始着手。
三、旧的双重使命的缺陷
原则上，作为一个四十年前制定的美国国内法案，跟不上时代的快速变迁是很自然的事情，四十年里全球既经历了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欧洲从分裂到一体化再到分裂（英国脱欧）、日本深陷流动性陷阱和后期安倍强刺激等一系列当年无法想象的地缘性经济大事件，也熬过了次贷金融风暴、全球量化宽松、负利率泛滥与全球市场动荡加剧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大问题；货币世界也从美元一对多转为美元、欧元、日元三个极、同时以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不断挑战前者。这样的背景下，对1977年版联储修正案进行部分修正就变得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更为基础性的缺陷在于，双重使命的某些目标在新的条件下是超越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效力范围的。我们以最大就业这个目标为例：实际上，美国最优就业水平并不是美国货币政策本身能够决定的。因为货币属于名义变量，而就业（产出）是实际变量，它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这些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这就隐含了结构性改革和结合财政的要义，但以上两者对于美国政治结构而言要比货币政策阻力大得多。因此，美联储很难确立最优就业水平的固定值目标，相反，联储决策和操作必须依赖于对最佳就业水平的内外部评估，以建立最优应对之道、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美国就业市场。至于美国最优就业率的内部评估机制，联储建立了一系列评估指标，每年对长期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作四次评估，并对外公布，作为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在2012年初，美联储对美国失业率的预估值区间处于5.2%－6.0％,这一数据近年来都在不断调整修正中。
四、美国货币政策目标的进化：新的双重使命（the New Dual Mandate）
有鉴于此，美联储自2012年1月25日开始持续优化其长期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并在其后的每年一月份年会上公开调整内容。美联储的新双重使命变成如下一篮子目标（其中一些恰是如今联储压力之源）：
1、肯定旧的双重使命：坚持国会关于美联储促进最大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长期利率水平温和增长的总目标。——这是美国政治进程决定的。
2、决策机制公开透明：在肯定旧双重使命的同时，美联储尽可能向公众公开透明其货币政策决策信息——这对于美国家庭和企业决策有效性至关重要、并且能够减少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强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3、平衡金融市场风险：联储理事会的货币政策决策所反映的是联储关于长期目标、中期展望以及即期风险的一种平衡，尤其是评估金融市场一系列风险对联储目标的影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通胀水平、就业以及长期利率水平总是受到经济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扰动，随着时间而围绕潜在水平上下波动；而货币政策本身操作要对经济行为和市场价格体系发生作用也存在时滞效应，联储能够平衡金融风险，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一个必要条件。
4、平滑居民收入差距：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强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经历次贷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各界认识到最快的制造贫富差距的办法，就是市场剧烈震动，因为不同收入群体抵抗金融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距远甚于收入差距；而平滑收入差距的任务，并不仅仅限于财政方面，所以联储必须将消费者保护纳入使命，后来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在全世界宣讲这个新使命（new mandate），也来过中国和人行。
5、高效沟通预期管理：与全球市场保持高效沟通即是美联储理事会的工作目标，也是实现其货币政策最有效手段之一。每个阶段联储都进行大量的指标预测研究，其中有许多都和市场预期不太一致，实际上联储理事会内部各委员的预测差异也不小，但是这些分歧其实并不重要。联储作预测的真实目的，不是与外部市场预测比较输赢，也不是内部决胜出一个统一意见，而是通过发布预测来提升美联储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并以此来管理市场预期。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一年四次发布核心经济数据预测（SEP），其内容包含所有联储委员会成员的意见，无论他们是否有投票权，无论某些意见是否体现了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最终意见，其意义就在于此。相比之下，新兴市场监管方进行预期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我们关于15年中期股市震荡的分析：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的醒世恒言 陈佳）
五、理解美联储未来决策的关键
基于联储自身具备的超常禀赋以及先行者的市场地位，只要觉得有必要，她能够不断择机调整微观工具和宏观目标；其它各相关利益方身处被动地位、涉及自身利益，关于联储的质疑确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市场想要正确理解联储一系列决策，做到正确预判，就必须充分站在联储立场上去理解各种数据和事件；这当然很不容易，如果能够把握以下几个关键则有可能事半功倍。
第一、双重使命：永远正确的标杆
显然，只要美国国会还对美联储行使监督权，那么这个由美国政治结构决定的总目标就永远是联储政策走向的标杆，哪怕未来联储舵手更迭。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利率管理（加息、量宽）、微观层面的监管收紧，或者其它创新工具、甚至新的口号，记住这些都永远服务于美国国内价格体系稳定以及劳动力最大就业。
这里多说两个题外话，一个是加息，耶伦已经强调过好多次，加息是没有时间表的，这意味着利率水平调整既不依赖于特定数据（data－dependant），也不依赖于特定事件或时间（time-dependant），市场其实是过度解读了，另一个是联储资产负债表，很多市场机构喜欢分析联储资产负债表，把扩表缩表作为联储隐含的政策约束或者工具性目标，但事实上此项因素鲜见于联储法案，以及历任联储主席言论，我们建议要审慎对待之。
第二、独立性：短期可以坚守的原则
次贷危机以来，为了在挽救美国经济的同时确保独立性，联储被迫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宏观QE和微观监管救助方案），这些政策确实是次优选择，其公开透明性比较差，其负面效果在2015年开始充分暴露，市场动荡直到年末才恢复平静；但事后再来指责监管方，颇有点令其背黑锅的意思。尽管面临大选年的超常压力，但联储舵手历来有很好的技术背景，政治立场也很坚定，所以短期内，联储的独立性应该还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但是长期来看这种独立性不如以前稳定了，这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层面的原因，川普表达过如果上台就撤了耶伦的说法，这反映了美国保守政治势力对货币当局独立性的一种窥视。
第三、合作博弈：世界是平的
很多中小央行对联储地位有着莫名的羡慕，毕竟联储目标集里面从来没有汇率一说；美元储备基本上可以等价于黄金，已经在金本位崩溃后的数次市场波动中反复证明。但这并非意味着联储可以肆意利用汇率打压其它竞争者，实际上，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最近在下降，加息靴子不落地就是一个证明。联储对于美国以外市场波动产生的影响日渐关注，公开市场会议报告开始逐渐引入海外市场波动剧烈、中国因素等等新鲜的词汇，这是另一个证明。至少在如今的联储看来，强化央行间合作与关注新兴市场，这些与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并无实质冲突。所以市场理解联储新动向的时候，要把合作放在竞争同等重要的地位考量。从这个角度看待人民币国际化，也许会有新的理解。
第四、做好准备：应对最不利局面
回到我们文章的标题，一旦大选年联储无法正名，会有何种后果呢？如果不能正名，市场就不再相信联储的判断，那么全球市场的波动性还会加大；一旦波动性加大，央行间的合作空间就被挤压，合作的基础就被破坏，反过来更加加重波动性，当然这些只是最坏情况（worst case scenario）；联储最近的压力测试初步结果显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作为最有权势的央行，联储会考虑到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显然其它各方也应该做好准备。
转自扑克投资家 首发于央行观察 作者陈佳 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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