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慎终如始，人生自无败事
一、
《道德经》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无为而治。
通俗来说，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观意识违背客观既定的规则，这是一种非常有深度的思想境界，抛开主观而顺从客观，使自身达到空灵澄澈的境界。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意思是：以无为之心去作为，以无事之心去做事，以无为之心去品味。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产生一些误解，觉得这是一种消极的处事态度，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为非但不是一种消极处事的被动法则，恰恰是积极入世的真正智慧。
因为事物的客观规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我们的认知之外，有天地之道自然发展的规律，我们的主观意识不能主导事物本身的规则。
所以一旦主观意识参与到事物正常发展状态中，不但不能帮助事物发展的更好，反而会使自己的主观与事物自然发展之中形成诸多矛盾。
所有矛盾带来的都是错误的结果，所有的错误自然也会让人生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放下自己的主观，以无为而治的态度顺应自然，初看是消极的，但实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积极智慧。
比如说在《道德经》之中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做事的时候，经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失败。一个人处事如果能够慎重如始，才不会有失败的事情。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人们在做事时，经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导致失败，之所以产生这种状态，就是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非常谨慎的去走，每一步都要走得非常小心，所有自身的狂妄，自身的骄纵，以及浮躁的习气等等，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不良的影响，只有当你足够谨慎的时候，才有善始善终的结果，那么这件事情到最后才不会失败。
而自身狂妄、骄纵，以及浮躁的习气，就是由主观意识产生的情绪。
比如当一个人看到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终于得到成果了，马上就得意忘形，但是所有的得意都会带来乐极生悲的祸患，越大的事情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主观情绪与自然规律不相符和而产生的矛盾。
二、
大唐盛世被称为历史上最璀璨的一个时期，一场贞观之治将唐王朝推向了整个世界，在唐朝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由于李世民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将此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征伐天下之后，以史为鉴，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百姓的生活，而且爱民如此，从不轻易加重赋税，而且生活节俭，品性朴实，使全国上下一心，百姓丰衣足食，甚至夜不闭户，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气象。
如果换其他人的话，面对着这幅景象应该是得意洋洋，开始享受着丰收的成果，而李世民此时越是面对兴盛局面，越是谨慎，越是为国用心。
李世民严格遵守着德才兼备的原则，大批招揽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希望通过人才的选拔，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使贞观年间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非常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让魏征做部门经理，而这个部门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自己提意见，以此保证自己的每一步都走的谨慎正确，防止因为自身的偏见而造成难以避免的祸患。
正是得益于李世民这种慎终如始的精神，才得以开创了大唐盛世几百年的繁荣景象。
明朝的冯梦龙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
意思就是：一日之内虽经历百次作战，但是成功的关键也不过在一刹那间。花三年时间造好一辆车，往往因为一刹那的疏忽就会翻覆。
在生活中，越谨慎理性的人，越能成就一番事业，那些性格急躁、容易冲动的人，越是难以有所建树。
就是因为理性的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保证每一步都走得谨慎小心，最后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而心浮气躁的人，导致冲动的情绪参与到具体事件之中，导致事情出现了坏的一面。
所谓善始善终的精神，并不是小心翼翼的过度谨慎，而是抛开自己的主观意识，以清醒理智的状态适应客观规则，以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约束自己的人生，最后终将塑造一个高于世俗的理想成果。
以正修身，以奇谋事
一、
做人不能用手段，但做事一定要懂得用奇招，因为很多事情都需要换一种角度思考，换一个解决方法找到答案。
修身处世要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能投机取巧，用尽手段，但是做事的时候如果太过于一板一眼，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拖垮了自己的整个人生。
就连平常做事的态度都是如此，更何况自己在大的事件之中，或者是国与国的作战之中，更要保持灵活变通的智慧。
《孙子兵法》之中有一句话，叫：“兵者，诡道也”，意思就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不要让敌人察觉你的意图，而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出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乃兵家取胜之重要之法。
小到人生的事端，大到国家的战争都是如此，所以尽快的解决问题是面对问题最好的态度，而以奇用兵就是为了更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鲁襄公时期，当时晋国和楚国处在一种尴尬的关系之中，因为他们两个都想争夺郑国。
后来鲁襄公九年时，晋悼公就联合其他的诸侯一起围攻郑国，郑国人就非常害怕，想派人求和。
荀偃，也就是当时晋国的大夫，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围攻郑国，等楚国营救赵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楚国交战，否则无法求和。”
而这个时候知茔就说：“应该答应和郑国结盟，然后撤兵回国，这样让楚国疲惫，然后我们再分成三路兵马，联合其他的诸侯一起迎战楚军，耗尽楚军的精力，这样一来比直接与楚军作战好多了，假如我们和楚国拼死应战，非但无法取胜，而且战争的劳苦也永无休止，聪明人以智慧取胜，愚笨人以蛮力克敌。”
群臣听了也表示赞同这个建议，于是晋国接受了郑国的求和，后来楚国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出兵讨伐郑国，但是由于长途行军导致精疲力竭。
最终，还是由晋国取得了郑国。
《道德经》有一句话叫：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了，叫做：以清静无为的正道治理国家，以奇诈另类的方式来用兵，以不去扰民的方式取得天下。
二、
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产生一个疑问，认为《道德经》不是一直反对战争吗？比如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这些都是明确的反战思想。
是的，这些都是《道德经》中反对战争的智慧，但是《道德经》中反对的是自己以高姿态去发起战争，但是他所说的“以奇用兵”却是用更好的方式去征服战争。
这并不是在推崇战争，恰恰是在挽回战争的损失。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主观能够控制的，不管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战争来说，还是对于人生的纷杂事端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由许多外界因素共同组成产生的结果，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及时止损，让这些事情尽快的解决。
否则人生一旦牵连在这些事情之中，一定会深受这些事情的负面影响而造成损失。
而奇招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尽快的平复战争是避免深受战争所害的重要方式。
《道德经》的这一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放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可以用另一句话来理解，叫做：以正修身，以奇做事，以无事迎天下。
做人与做事其实是两种概念，一个人在为人处事的状态下如果不懂得以真诚处事，一味玩尽心机和用尽手段，那么最后一定会自食恶果，他也会为他的狡诈和手段付出代价。
所以道家便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叫做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观智巧左右客观规律，以淳朴之心行事。
人的智巧对于天地之道来说渺小的不如尘埃，而一个尘埃企图主导客观的规律，可想其所犯的错误是多么荒唐。
所以说做人不能有手段，但是在做事时却要懂得灵活变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预期的结果，这个叫以正修身。
而“以奇做事”，就是懂得变换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及用对方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修身需要持守正道，但是做事就需要灵活变通，如果还是死板的去处理问题，那人生将会非常被动。
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宋襄公与楚国会战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时宋军已经摆好阵了，楚军正在过渡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时机，但是宋襄公却说：“君子打仗不杀负伤的将士，不抓年龄大的，也不趁人之危。”
就这样，当楚军渡完河，摆好阵势，准备充分之后，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的死板态度是我们完全不能想象的，而这样奇葩的态度带来的自然是灾祸的结局。
所以说修身宜正，做事宜奇，这个“奇”不是狡诈，而是出其不意的意思，而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事业，也都是用出其不意的方式所取得的胜利。
“道”是相应环境下的规则，“术”则是道延伸的手段
一、
世间正确的处世之道，应该是道中有术，术中有道，两者不可或缺。
《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叫：“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为道，奇为术，而将两者归到极致的时候，都可归为德行，也可称得上手段，因为道本身也是一种手段，术本身也是一种道的延伸，使两者结合达到平衡之后，才可以作为正确处世的智慧状态。
在《韩非子》的定法篇章中，就通过法术家申子、商鞅各执一词危害性的分析，讲述了法与术两者的利弊状态，其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有人问：“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个是国家急需的？”
这个人就回答说：“这是不可以衡量的，就好像人吃东西一样，十天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但是当寒冷至极的时候，不穿衣服也会冻死，而法和术就好像一个人穿衣吃饭一样，都是急需的，也是缺一不可的。
申不害主张术，而公孙鞅主张法，术是根据人的能力来授予官职，根据名位来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着生杀大权，这也考核着各级人员管理的才能，这是君主需要的；而法是官府明确颁布的奖罚制度，要贯彻到民众思想之中的，如果君主没有术就会遭受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出乱子，所以法与术都是不可或缺的。”
而这一番对话之中的法与术，用在我们今天对于“道”与“术”的理解也是一样。
“道”是在相应环境与条件下制定的一种规则，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种规则去存在，就像每一个官员、民众都需要遵从法律一样，而“术”是一种惩戒、考核以及激励的方式，也就是在相应规则之上进行的一系列手段。
如果只有规则而没有手段，那么规则很难发挥功效，如果只有手段没有规则，那么这个团体将没有核心基础。
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群体之中，团队之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个主宰，所以很多大一点的企业都会有相应的企业文化，就是为了让群体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找到归属感。
而这个群体文化的核心作用，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将心融入这个群体的“道”之中，在这个基础上，“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所以由此来看，道与术两者，都是极其重要的存在，缺一不可。
这个道理不单单指的是个体的人生，包括群体、国家，乃至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寻找一个平衡，只有平衡才能让事物正常的运转。
比如拿人生去举例子，为什么古人强调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内圣外王，就是指在道与术的共同辅佐之下，才可以使人生达到平衡。
二、
如果一个人身上“术”太重，没有“道”辅佐，那他的“术”不仅会伤害身边的人，也会让自己走上歧途，因为心中没有主宰；但是如果只有“道”而没有“术”，这种人必然会过于死板，且一生都不会有作为。
如果身处红尘之中，却不能更好地在红尘中生活，那么内在的圣贤之心也没有太大意义，比如说只有道没有术的人，这种人必然特别固执，虽是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做人品格上可以相对优秀，但是因为身上存在愤世嫉俗、自命清高的特性，所以难以建造功业，最后的终点也是无所作为，所以道与术两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取得天下，但是在创造如此辉煌战绩之后，整个秦王朝却只是坚持了十几年，就是因为秦始皇打下天下的时候是手段占了优势，但是在管理天下的时候，他的手段却处于劣势，根源就是因为“术”太重，“道”太轻。
秦始皇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而且完成了华夏统一，又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说废除分封制，以郡县制代替，同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制度，并且南征北战，修筑长城等等。
这一系列功业都堪称伟大，而且这些改革也为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他过于重视改革，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可以统称为“术”，但是在这种改革的背后，却没有以“道”为核心的文化深入人心。
这并不能算是他的主观错误，只是因为他没有机缘去塑造罢了。
比如说在秦始皇统一国家之后，还不断地有大大小小的诸多叛乱兴起，甚至有许多刺杀秦始皇的事件，比如说张良，比如说荆轲等人。
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征伐天下以及管理天下的时候，没有塑造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文化，也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道”。
所以在没有任何支撑的基础上，很难走到长远。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近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容易萎靡，太刚则容易折断。
而刚柔并用的态度与道与术结合的智慧是相通的，因为他们的本质就是为了让两种极端的状态相互融合，达到中庸适度的状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相融合，才会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果。
对于人生来说，所有的智慧都是为自己人生服务的手段，只有以平衡为核心，才能塑造一个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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