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奥秘之四：自主的货币

货币是经济的血液。货币有序运行，则经济血脉畅通，经济就会发展，国家崛起就有了根基。反之，如果货币无序，经济发展就会有阻滞，轻则经济衰退，重则国破山河在。可以说，经济学就是货币学。从宏观层面说，国家崛起，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正确的道路和勤劳的人民；从技术层面说，国家崛起需要的条件有千万，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自主的货币。

自主的货币有三层含义。

1、政府信用背书。

一国货币，通行于本国，要让本国人民接受；既要在本国交流又要可用于兑换世界货币去国际市场购买商品，故需要外国人民部分接受。能同时满足这两项要求的货币，则必定是由本国政府信用背书的。

2、政府自主发行。

最能体现政府信用的，就是货币由政府自主发行。所谓自主发行，就是政府可以决定发行货币的数量和时机。政府发行的货币规模，只需要满足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不必再牵挂其它所谓的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等。

3、货币政策自主。

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央行）以其经济发展状况自主决定货币投放规模，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货币供求关系及汇率政策。其中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手段是是新增货币量和调整利率、货币乘数等。其根本目的在于使货币总供给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货币如果以本国政府信用背书，意味着自主的货币必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硬通货”。以金银为基准的货币，算不上本国自主的货币，因为当一国货币锚定金银时，等于本国政府信用与金银挂钩，失去了政府的主观调控效果。中国明清两朝代的灭亡，与缺乏自主的货币是有关系的。

同样，自主的货币，也不是实物货币。因为实物总是有限的，其产出受限、规模受限、运用能力也受限。所以，实物货币只能阶段性使用。比如，人民币的前身，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海币”，后来一度取代法币成为当地乃至华东一些地区的主流货币，就是因为它是根植于“实物货币”。当时主持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将其定性为“物资本位论”。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薛暮桥时曾说：“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当时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显然，在薛暮桥的描绘中，北海币是生活资料本位币。战乱年代，老百姓饥不果腹，最大的渴望就是吃饱肚子。此时，北海币与吃穿用品直接挂钩，而且公开宣布其对应实物的购买力，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在那个时节，粮食的价值是超越金银的——在当时的山东半岛，有北海币能直接买到粮食，但如果这里缺乏生活资料，金银也是粪土。

一个局部区域，可以通行类似的实物货币。但是，如果走向全国，它的局限性就立刻显现出来——政府发行的货币要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包括生活的和生产的需求。此时，如果仍旧锚定粮食，且不说政府有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储备粮食，单就规模而言，就不可能通过锚定粮食而发行足够的货币。

要知道，货币的第一职能就是用来满足人们交换物资的需求。一国货币数量，最低应该能满足交换的需求，这与每年物质财富的产出量相关——每年生产出100单位的财富，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流转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货币最起码应该满足这部分需要。

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能看到实物货币的困境。按理说，货币应该与财富年产量相适应，而健康发展的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越来越高，理论上就要求有更多的货币来匹配。在生产100单位的财富时，也许需要1000单位的货币，当年产100万单位的财富时，也许需要2000万单位的货币（这里只是为了举例，实际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如果货币是挂钩金银或者实物的，倘若金银或实物不足，无法发行足量货币，经济会怎样？当然会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其次，货币还应该满足人们的储藏需求。人性焦虑恐惧，为了应付不时之需，人们需要储藏物资来度过饥荒时代。现代社会，人性的这一特点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不需要储藏物资，改为储藏货币了。因为货币以政府信用背书，是可以随时购买物资的一种凭证。因此，货币不能只是单纯地满足物资交换的需要求，还应该满足储藏需求。

如何衡量储藏需求呢？与之挂钩的是存量财富的多寡。人民是习惯于按照自己占有的财富数量来计算自己所拥有的货币数量的。一国货币，理应与财富存量相关。

但这里面有两个技术难题。一方面，财富存量是越来越大的，这就需要货币供给量与之适应越来越大。但是，被储藏的货币只是等待未来的交换时才使用，平时无需那么大的货币存量。因此，如果货币数量真的达到与财富存量相当的规模，既无必要，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预期，反而不利于政府的发展。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硬通货时代无法长时间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如果以财富存量和每年财富增量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则劳动人民的产出效率不同，需要不同的货币量。如果中国人民的财富创造效率和存量财富增长速度是20%，假设需要对应的20%上下的货币增量，但金银的年产量增速也许只有2%、实物资产（比如粮食）甚至有可能出现5%的下降。此时，挂钩硬通货的货币就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反而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综合上述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经过无数次博弈，最终选择的都是以政府信用背书的虚拟货币。此时，货币的等价物已经不再是金银也不再是任何实物，而是政府的信用。对货币而言，“信政府，得永生”。

只有政府自主发行货币，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明确说货币的锚是什么，但就本质而言，政府当局是倾向于硬通货本位或者实物本位的，它表现在货币的增量严重不足。1960年，全国的广义货币M2规模为409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1159亿元，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M2的增长速度只有183%。谁能相信一个8-10亿人的发展初期的大国，经济增长会缓慢到如此程度呢？我们可以直接断言，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缓慢，与货币发行严重不匹配经济需求是有极大关系的。

不妨对比一下其后的进程。1978-1996年的18年间，中国M2从1159亿元增长到7.6万亿元，增长64.5倍！1996-2014年继续增长15倍。到2017年，中国M2已经增长到160万亿元，相比1978年有1400倍的增长。很明显，货币增速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所以，只有以政府信用背书的信用货币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只有这样的货币，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信用来自哪里呢？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基于财富存量和增量的。只有国家生产力不断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积累财富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才有越来越强大的信用。所以，创造政府信用的，归根结底仍是勤劳的人民，而不能只是依靠强权。

由此可见，强大的政府与勤劳的人民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如果不勤劳、生产水平低下，国内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政府怎么可能有信用？这样的政府发行的货币怎么可能有人要？2017年8月，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43%，其根源正是国内生产水平严重不足。结果，年初时1美元还能兑换3000玻利瓦尔（委内瑞拉货币），到今年9月1美元就可以兑换2万玻利瓦尔了，货币严重贬值，资本不断外逃，国家经济怎么可能好起来！

一国经济要发展，是必须保持自己的本国货币相对强势的。因为在对外交往中，汇率强意味着本国生产能力强，意味着本国财富积累强大。此时，本币更有吸引力，才会有更多外币资金流入本国参与投资建设，也才有利于购买更多境外资源以创造更多财富。回顾强国崛起的历史，无不伴随着本币的强大。本币强大几乎与大国崛起同步、与财富蓄积同步。但是，如果没有自主的货币、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有本国货币强势的。

回顾最近三十年的中国货币发行历史，虽然我们曾一度锚定了美元，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美元被直接创造为货币，似乎我们实行的是美元本位制的货币。其实大谬不然——如果我们做一下贸易顺差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会发现二者完全没有线性关系。

当然，贸易顺差或许不够，如果我们再加上外商投资并考虑热钱因素，以国家外汇储备为基准去核算M2增量，也能发现二者缺乏直接的联系。如下图：

这是M2与外汇储备的比值趋势图，我们能看到，如果说1996-2000年其波动幅度还维持与70-80之间，则2001年之后，中国的M2增速是低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的数据显示，2001-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从2121亿美元增长到3.18万亿美元，增长14倍，而此间中国M2增速只有15万亿增长到85万亿，增幅只有6倍。显然，央行并没有按照完全对应的外汇储备增幅来放大人民币的供给量。

这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问题。

2001-2011年间，中国的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中，外资流入势头凶猛，央行虽然在不断扩大货币供给量，但考虑到金融体系安全性等问题，央行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间，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最初的6%逐渐提高到2011年底的21%（大型银行），从而将货币乘数不断降低。2011年之后，随着外汇流入的减少，央行又逐渐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到16.5%。同时，考虑到小型银行的发展需要，央行规定小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最高曾到17.5%，最新数是13%。这种差别准备金率的做法，也是央行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做的调整。

如果剔除外汇储备的因素，单纯看着这货币政策，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央行脱帽致敬。过去17年，央行一门心思就是在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只是节奏有快慢，以此促使经济持续健康稳定高速运行——实际上，过去20多年，中国的M2一直在稳步增长，月均同比增速为16.7%（相比之下，1964年以来，美国的M2年均增速是6.9%）。

中国的货币增长快，得益于央行适时放开了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1999年之后，居民房地产贷款几乎从0起步，逐渐增长并保持了17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到如今，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这是“无中生有”的变化，中国的M2增长快，与居民消费贷款的快速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正是由于中国有自主的货币、自主的货币政策，可以根据经济情况及时调整扩大货币供给量，有利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货币的含金量日益提高，才有了人民币的坚挺。

货币坚挺，与自主的汇率政策也有很大关系。一国汇率虽然主要取决于不同货币之间的市场交易，但政府的干预是天然存在的，因为外汇交易规模不大的时候，对本国经济影响就十分有限，但如果某个经济体完全放开贸易项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自由兑换，则很容易因汇率波动而影响其经济发展。最典型的莫过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的货币遭到攻击和其后的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遭到国际机构的强烈做空。

泰国的货币在1997年遭到攻击后，直接影响了其本国经济发展。1998-1999年，以泰铢计算的GDP规模从1997年的4.73万亿元降低到4.63万亿元，等于经济有两年时间处于停滞。如果再考虑这期间的泰铢贬值30%，对经济的损害就更大了。事实上，即便是20年后，泰铢仍比1997年高位时贬值20%。这20年时间里，泰国的名义GDP仅增长200%，如果再考虑其间物价上涨一倍,则意味着整个国家20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对比一下，同期中国GDP增长8.5倍、人民币升值20%！同期，香港的GDP规模也仅仅增长80%。

由此可见，政府的信用强，则货币必强。政府的信用弱，则货币无人问津。所以，我们前面论述，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就是强大的政府，就是因为强大的政府才有强硬的信用，这种信用远胜金银的价值——每一个手里持有货币的人都清楚，货币其实就是一种凭证，就本质而言是劳动凭证，就功能而言，是购买物资的凭证。这种凭证，根本无须什么金银或实物来背书，最佳的背书者就是政府的信用。

所以，一国崛起，有无自主的货币政策至关重要。过去的三十多年，强大的中国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基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总是在合适的时间推出合适的货币调整措施，或有意或无意地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可以说是“天佑中华”，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水平超级高，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

古往今来，如果政府不够强大、货币不能自主，就会酿成很多悲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回望历史，很多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有关明亡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杜车别的新著《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则提出了新的见解：明亡的原因在于军队疲弱，无法剿匪和应付外患。为什么军队实力如此不济呢？因为没钱，国库里无钱支付军饷，以至于军队哗变、临阵倒戈，反而成为了攻击明朝的主力军。为什么国库里没有钱呢？因为明朝财政一直吃紧，税率标准非常低，而明政府却始终无法加大征税力度。为什么不能加税呢？因为明朝的官员坚决反对加税。

这样的理由，看起来很荒唐。在常人看来，官员的反对是无效的，因为中央集权时代，不是皇帝专制吗？皇帝大笔一挥要求加税，不就得了？不，杜车别通过深入研究明史，得出的新颖结论是：明朝与宋朝一样，是一种十分民主的中央集权制度，大权的确在中央，但不是归于皇帝，而是归于被士大夫们把持的政府。皇帝并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必须经过士大夫同意才行。这是一种早期的民主制的模式。宋明之所以全都败于外来政权，与此不无关系。

仔细阅读一下杜车别的书，再结合其它著作，我们其实可以做出判断：上述结论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李晓鹏在详细描述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将其归于士大夫们的朋党之争，尤其是东林党人为着一己私利而败坏朝纲，并将东西厂和锦衣卫的兴起看作是皇帝与政府官员博弈的结果。这种判断，与杜车别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很多人还会疑惑：国家大难临头，士大夫们为什么不支持国家加税以应付内环外患呢？

这种疑问只不过是后人的牵强而已。当明朝末年国内匪患四起的时候，大明境内没有什么官员认为这是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官兵出马之后曾屡屡剿匪成功，李自成自己还曾经投降政府军，只不过崇祯皇帝爱惜子民，不肯动杀戒，将投降的土匪当良民以至于李自成后来重新造反而已。那些土匪嘛，谁会相信能毁坏江山社稷？所以，大家反对征税也是情理中事。至于后金的外患，有毛文龙等得力大将守卫边疆，似乎也不值得派更多军人去守卫。至于袁崇焕悍然杀掉毛文龙，这是大家感到意外的事情。

当然，这是当时官员们的想法。实际上，官员们之所以反对加税，根本原因还是利益——当时有权有势的官员，几乎全部来自于工商阶层，或者已经依附于工商望族。因为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奇低的工商税负，大明最有钱的人全部都是商人而绝对不可能来自于农民。有钱人才肯花大价钱培养后代参加科举考试，而一旦中举，则成官员。权贵结合，所向披靡，如此循环往复，朝堂之上就全是工商阶层的代表了。此时，皇帝要想对工商加税，那是断断行不得的。所以，明朝后期曾有很多矿税案，太监到地方去负责监督征收矿业税，结果很多太监被打死了，皇帝也只能不了了之。

明朝的税收低到什么程度呢？万历初期到崇祯时代，明政府的税收大致是农业税约2200万两白银、商业税等合计300万两，全部财政收入相当于2500万两白银。不过，来自农业的税收仅占土地实际产出的3-5%，商业税更远低于3%。按照史料，南宋时期国家的烟酒茶三项税收就合计约5000万两白银，而明朝土地面积和人口都数倍于南宋，但国家前述三项税收合计只有300万两白银！大量的利润都被工商业者赚去了！

所以，明朝政府的国库里是真没什么钱。到明亡前夕，国库几乎没有任何白银了，皇宫内帑也几乎空虚，崇祯帝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和人参等贵重物品也都卖掉了充当军饷，还是不够，又号召群臣捐款，结果到最后只募集了不到20万两白银，相比数百万的军饷可谓杯水车薪——但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大肆拷掠全市的工商富人和官员，结果，官员确实没什么钱，倒是从工商业者那里大肆搜刮，最后携带者高达7000万两以上的白银离京而去（土匪喜欢白银倒是真的，一直到近500年后，四川等地还发掘出张献忠曾埋藏的大量白银）。

根据上述分析，杜车别得出结论：明朝亡于财政危机。政府没钱，以至于无法剿匪、无法抵御外患，最终导致王朝崩溃。从这个结论中，我们或可借鉴的是：政府必须要强大，军事力量就是强大的标志之一。政府不可以将税负降低到财政入不敷出的紧张地步，盲目鼓吹减税是错误的。

但是，政府没钱，富商那里有钱啊！为什么不可以逼迫富商捐款或者向富商借款呢？按照杜车别的结论，莫非明朝末年国家还很富裕、很强大？其实不然，按照竺可桢的考证，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冰河时期最冷的一段时间，夏天大旱（多地曾出现了两次八年大旱）、冬天极其寒冷，连上海和广东都狂降暴雪，山西一带还出现了严重的鼠疫。全国各地庄家欠收，粮食严重缺乏以至于饥民四起，饿殍遍野。此时，充盈于商人床底下的白银变得毫无用处——有白银，买不来粮食，更买不来社会的安定——这才是我们的结论：白银并不是财富，与其说明朝亡于财政危机，还不如说明朝亡于财富匮乏！没吃的，没穿的，没医没药，再多的白银也只是垃圾。

那么，明朝的白银是哪里来的呢？这要归咎于明朝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自主的货币体系。大明宝钞只是在初期有所应用，后来完全变成了摆设。明朝境内的白银本位逐渐成为社会共识。1567年，明朝隆庆皇帝同时开发海禁和银禁，并要求百姓缴税以白银为准，从此彻底走上了白银本位——而明朝全国一年的白银产量只有30万两，但全国白银用量却高达数千万两，结果就是日本、美洲乃至全世界的90%以上的新增白银产量都被运输到了中国，这个数字，一般估计为白银3-5亿两。

想一想，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大明子民辛苦耕耘，种地、养蚕、织布、制作瓷器、茶叶等商品，最后全都输出到国外，换回的是超过3亿两白花花的银子，这些银子又被有钱人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使得货币刺激劳动的功能无法实现。它的本质就是本国输出劳动和财富，输入的是废物白银——因为白银只是起到了货币属性，而这一点，本来完全可以由政府以信用来自主发行的。

这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所在。没有自主的货币，劳动人民的血汗白白流出去养活了欧洲美洲和日本。只是可惜的是，这种教训，此后的清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继续实施白银本位，结果正在崛起的英国在牛顿等人的努力下，很快废弃了白银本位，建立起了黄金本位制，并借助工业革命快速崛起。一两百年后，清政府陷入白银输入之后又赔偿输出的境地，最后导致万劫不覆——又过了几十年，民国政府的法币再度崩溃，国内的硬通货变成了黄金和美元，很快就再次迎来改朝换代。

由此回顾历史，由于缺乏自主的货币，中国曾在长达300多年时间里长期受制于海外白银和海外的货币，并一次次面临生死危机。我们要感到庆幸，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人民币既不是白银本位也不是黄金本位更不是美元本位，而是政府信用本位，是实实在在的信用货币。这才是中国崛起的奥秘。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曾经有过辉煌时期，尤其是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日本一度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曾几何时，日本GDP一度接近美国的7成，却在随后的20年里日趋衰落，如今，美国GDP已经突破18万亿美元，而日本GDP的规模仍徘徊在20年前的水平，在5万亿美元附近徘徊。看看下面这张图，我们能感受到日本的所谓“失去的20年”。

很多人说，日本经济滑坡，是源于“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出口不景气。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广场协议签署于1985年9月，那时候，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元汇率被显著低估是世界共识。此后，虽然日元不断升值，但日本经济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尤其是日本对美出口仍是增长的。事实上，日本以美元计价的经济最高峰出现在10年后的1995年。而以本币计算的对美经济规模显著滑坡出现在1992年。

那么，1991年前后，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被后人称之为“泡沫经济”现象。1990年之前，由于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日元兑美元又不断升值，日本的财富现象膨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日本人腰缠万贯开始全世界收购资产，以至于很多人惊呼“日本人要买下美国”。

面对这样的“经济过热”，2009年出版的由六位日本人撰写的《日本经济史》一书也指出，本来，股价上涨是企业业绩改善的契机，地价上涨也会增加大城市的办公需求，两者都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繁荣。但这已经是后话了。当其时，日本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日本银行采取了“断然措施”来给泡沫降温：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连续五次上调利率，将法定利率从2.5%提高到6%。1990年3月，大藏省启动对房地产金融的总量控制政策，抑制为投资房地产的融资，缩小了对土地的投资。前者促使日本股市在1990年初开始暴跌，后者促使日本房价在1991年初开始暴跌，最终，泡沫破裂，经济滑坡，悲剧不可避免。

看一下日本人为了消除经济泡沫而采取的货币政策，其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曾长期保持在10%以上甚至最高到过28%。但为了打击经济泡沫，M2从1989年开始由17%以上的增速都让降低到1993年的负增长！如图：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M2增长速度就长期低于4%，有时候还徘徊在0附近。回看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一旦货币供应突然受限，经济列车被强行刹车，再要复苏可就为时已晚。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最致命的并不是广场协议，因为日本人有自主的货币。但是，他们没有自主的货币政策。广场协议是在汇率方面受制于人，而应对泡沫危机采取的政策措施，则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他们只不过是在照搬西方经济学处理经济泡沫的一般做法而已：收紧货币、缩减货币供给以期给经济降温。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日本人有任何自主的货币理论或货币政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后，弗里德曼曾撰写文章，感慨道：1980年代之后，美国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持之以恒地紧缩货币，结果呢，经济稍微不好就赶紧放水，以至于美国的通胀没有像日本那样得到有效的治理。

只是，弗里德曼发完感慨之后26年。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坚韧不拔带来的经济长达20年的停滞，也看到了没有坚韧不拔毅力的美国人却迎来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结果，美国的经济规模从相当于日本人的1.3倍达到了3倍以上。当日本人恍然大悟重新学习美国要搞量化宽松的时候，悔之晚矣，经济已经疲态尽露。

如今，我们再看看美国的M2增速，看看与日本相比出现了怎样的不同：

1960年以来，美国的M2增速维持了20多年高达6%-12%的年增长速度。在日本M2增速低于4%的时候，美国仍维持在4%-6%之间的高位。1991-1994年虽然逐渐下降到接近0的水平，但1995年后就回到4%以上，并再次保持着4%-10%的高速增长长达20年之久——同一时期，日本的M2增速平均不到3%。这正是弗里德曼曾经感慨的东西，在日本泡沫破灭之前、之中和之后，美国人一直保持着较好的货币增速，悄悄赶超着日本，将经济规模增长了200%，一任日本人在失去的20年里挣扎和徘徊。这才是现实对理论的最大嘲讽。

与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自始自终就秉持着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不为所动，从汇率改革到扩大货币供给，从盯紧美元释放基础货币到放开房贷创造货币，从不紧不慢加减息到后来的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从单一准备金到结构性存准率，从单纯的货币政策到市场工具运用，都显得从容不迫，越来越具有大国风范。

可以说，自主的货币政策，保障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这是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

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自主的货币似乎容易做到，但自主的货币政策却很难，而要自主的汇率，则难于上青天。

实际上，世界上有些国家，连自主的货币都做不到。在非洲，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连印刷货币的纸张都买不到，不得已，货币的印刷授权给外国公司来做——这意味着决定国家经济命运的纸币，竟然不是本国人印刷。在纸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津巴布韦甚至出现了面值100万亿元的钞票，可以理解的是除了满足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节省纸张，毕竟，一张纸的票面值可以达到曾经亿万张纸的水平。在这样的国家，要指望经济崛起，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止如此，有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流通本地货币，而必须以美元替代之。一旦国家限制美元流通，则纸币以极限速度贬值，国内经济很快陷入混乱，以至于用一篮子钞票只能买一包纸。有的国家迫于无奈，宣布美元可以在境内流通，国家经济竟然能很快看到起色——货币是经济血液的特点显露无疑。

即便有些国家有自主的货币，但实行自主的货币政策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方面，小国寡民，缺乏研究货币和经济理论的能力，根本提不出有独创性的经济理论，遑论实行自主的政策。就连日本这样的国家，在基础经济理论方面都只能拾人牙慧，何况其它国家。

于是，很多国家在货币政策方面仰人鼻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联系汇率制度”。这本来是19世纪末大英帝国为了管理所属殖民地而提出的一套政策理论：殖民地国家，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了方便大英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管理，干脆盯紧英镑，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如此，殖民地国家就省略了货币管理局，也能稳定世界商人的利益。

1935年，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曾经实行了盯紧英镑的联系汇率制度，并在1972年之后改为盯紧美元，甚至还一度实行过浮动汇率制度。但最终从1980年起实行的是盯紧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发钞行（香港的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而不是政府信用发行的）根据制度规定，每上缴1美元则可以印刷7.8港元。

于是，一种奇特的汇率模式出现了：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发行总量，竟然不是以本国经济需要而自主决定的，却是要完全寄生于美元或其它货币上。这意味着本地民众无论如何辛苦劳动，只要没有对外交流，则本土货币将永远不会增加。要使得货币增长，就必须通过对外贸易或者外商投资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本土的货币政策几乎完全交给了美联储，不只是丧失了发行货币的功能，也丧失了利率政策的功能，至于汇率政策，则只能仰人鼻息。

1997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泰国和香港先后遭到国际炒家的攻击。泰国最终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出现大幅度贬值，一度从1美元兑换25泰铢的固定水平贬值到1美元兑换56泰铢。香港则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主动应战，成功击退国际炒家，维护了货币稳定。只是，这种稳定有什么意义呢？1997年之后，香港的名义GDP从1.37万亿港元持续下滑了6年，到2003年只有1.28万亿元。为了提振香港经济，中央政府同意从2003年开始实施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给香港注入了新鲜血液，结果，到2016年，香港GDP规模已经达到2.57万亿港元，与2003年相比出现了翻番。

香港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表面看得益于香港自由行带来的内地游客，但就本质来说，对香港这样一个缺乏制造业的地区来说，还是货币供给出现了增长。香港的基础货币在2003年只有2930亿港元，到2016年达到了1.64万亿港元，增速超过400%。香港的M2则从3.8万亿港元增长到13.46万亿港元。

事实上，香港经济与货币供应量是紧密相关的。1970年初，香港的M2只有142亿港元，1997年9月已经达到2.85万亿元，短短28年不到的时间，M2增长200倍（年化增长率20%），香港GDP从32亿港元增长到1.37万亿元，增长420多倍。而在1998-2003年经济不景气时期，香港的M2只是从2.8万亿元增长到3.8万亿元。这个数字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香港M2如果增速达到5%，经济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增长。好消息是，2017年3月起，香港的M2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并已经持续了半年。

香港的例子充分证明，货币是经济的血液，与经济发展高度正相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适当的货币供给、有合适的货币政策、有合适的汇率政策。这是自主货币体系下三位一体的要求。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有制度因素，有人民勤劳，更离不开基本正确的货币政策。你可以说这是中国的运气好，但三十多年来运气一直好，难道不恰恰证明了中国政府的高水平吗？这正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那一条：经济崛起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强大的政府。

强大的政府、正确的道路，才可能有自主的货币。只有自主的汇率政策，才可能有坚挺的货币。中国的汇率政策，既包括自主决定汇改时机和步骤，也包括在必要时关闭人民币外流的通道、限制资本项目下的汇兑交易。结果，就是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坚挺，越来越有希望成为世界货币。

今年以来，人民币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升值近7%，本周就传出两条消息。一条是委内瑞拉总统宣称要放弃美元使用人民币等一揽子货币。另一条是曾经成功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马克哈特宣布旗下基金倒闭——七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成立基金想做空人民币，结果却是亏光2.5亿美元后基金清盘。现在，他终于举白旗，转而看好人民币前景。对比一下20年前索罗斯对泰株和港币的冲击，再看看今天的人民币，我们会由衷地敬佩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强大的政府、正确的道路、勤劳的人民、自主的货币。四项条件有机结合，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劳动创造财富。当财富积累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国崛起就是情理中事。中国崛起的奥秘，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