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凶猛，归国医学博士临危受命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店老板盘问后得知，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他们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信件，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施肇基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
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
这时，施肇基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曾遇到的一个人：伍连德。
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局势危急，伍连德剖尸探秘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户。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直到三年以后的 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
“非常”鼠疫，外国专家毙命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而且，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
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 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
大爆发时郊外情景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
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时，迈斯尼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
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一天后，当伍连德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这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隔离消毒焚尸，疫情终得控制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
其中，检疫所专门负责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
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 “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 如有不遵守者， 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官员和防疫人员
然而，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隔离、消毒、阻断交通……
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忽然，伍连德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烧。
伍连德原本计划深埋尸体，因为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伍连德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伍连德上书朝廷。三天以后，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
1911年2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伍连德被封为“鼠疫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