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国际贸易政策领域动作频频：关税政策的加征与取消、制裁清单的调整、出口管制措施的更新，一系列行政令密集出台，使得企业界难以把握稳定的政策方向，也难以制定应对未来变化的商业计划。
然而，在出口管制领域，美国政策走向其实已有清晰脉络可循。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很可能正遵循一份由现任局内高层参与起草的政策蓝图，其设计师正是James Rockas和Robert Burkett，两人均被列为美国传统基金会《2025领导力议程》报告中“商务部章节”的撰稿人。[1] 无论各方对“2025计划”持何种立场，该报告确实为研判美国出口管制等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将通过解读“2025计划”中《出口管理条例》（EAR）“现代化改革”方案，分析这些政策建议可能如何重塑美国未来的出口管制体系。
政策清单详解
“2025计划”中针对BIS的章节，明确列出了EAR“现代化改革”的九大核心举措：
消除“特别设计”条款的许可漏洞
将中国、俄罗斯划入更高限制级别的出口许可类别（D组或E组国家）
取消许可例外制度
扩大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适用范围
将最低含量标准从25%降至10%（关键技术归零）
收紧“视同出口”规则，防止技术流向受关注国家的外籍人员
收紧“基础研究”的定义，防范外国政府通过资助、留学生及人才招募渗透美国高校体系
取消通过标准制定活动及机构向受管制实体/国家分享技术的许可例外
完善技术转让出版物信息的监管规则
初看之下，部分提案似乎与现行EAR框架存在脱节，这令企业难以预判其具体落地形式，更遑论提前制定应对策略。
我们对上述清单进行了逐条拆解，试图厘清这些可能引发行业地震的变革将如何转化为实操政策：哪些领域存在真正的法规修订空间？哪些措施在出口管制史上有先例可循？
本文仅提供初步分析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有助于机构研判未来出口管制趋势。鉴于政策变化可能突袭而至，企业宜未雨绸缪。我们将分三期连载发布完整分析，对九大改革项进行系统性解构。
在《出口管制体系将迎变革？解读美国“2025计划”与出口政策走向 | 第一期》和第二期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上述清单的第1至6点，下面将继续为您分析第7至9点。
7. 收紧“基础研究”的定义，防范外国政府通过资助、留学生及人才招募渗透美国高校体系
EAR中的基础研究条款规定，大学在数学、工程和科学领域开展的研究所产生的特定技术和软件属于公共领域，因此不受出口管制。获得此项豁免的一个关键标准是：该研究必须属于通常会公开发表的类型。目前，基础研究豁免允许大学接收任何国籍的学生参与研究，并接触某些原本可能受管制的技术和软件。
然而，当基础研究使敏感技术暴露给来自受关注国家的学生、教授、研究人员甚至捐赠者时，大学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收紧基础研究豁免可能意味着：限制该豁免的适用范围，使其不适用于与特定大学（如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机构）有关联的外国人员，甚至不适用于某些受关注国家的所有公民。另一种可能是修改规则，允许美国政府的研究资助方基于国籍对资助项目的参与设置更多限制，或要求大学在其资助协议中完全放弃基础研究豁免权。由于基础研究豁免权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这类改革的推进程度可能存在限制。但我们确信，本届政府必将研究如何限制基础研究豁免条款。
8. 取消通过“标准制定活动及机构”向受管制实体/国家分享技术的许可例外
现行规定中，某些低管制级别的技术或软件若为设计、开发和/或实施行业标准之目的而被分享，则不受EAR约束。此项规则旨在促进国际合作。
从历史实践来看，特朗普政府一贯表现出不愿参与多边活动的倾向（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公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因此，政府若决定缩减或取消允许与多边标准制定组织自由分享技术的例外条款，将完全符合其一贯政策立场。
取消这项例外条款将直接导致规则修订，此举可能影响美国政府及美国公司与外国政府的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核查工作，以及国际空间站的运营活动。
9. 完善技术转让出版物信息的监管规则
与前述基础研究豁免类似，对已公开技术相关EAR豁免条款的调整可能触及宪法第一修正案边界。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借鉴《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对公共领域例外的处理方式，例如规定任何公开发布行为（包括出版）必须事先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该提案还可能通过增设例外情形，重新界定“已发表”的技术信息范围。
结论与政策风向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已密集出台、撤销及修订了大量关税、制裁与出口管制措施。尽管政策变动令人应接不暇，但新政府的部分政策导向已渐趋明朗。正如本文所述，传统基金会《2025领导力议程》中的“商务部章节”已为出口管制政策走向提供了明确信号。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5计划”框架之外的政策动态同样昭示着改革进程的启动。2025年4月10日，美国商务部出口管理局助理部长提名人选Landon Heid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透露， BIS或将迅速行动，参照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50%规则”标准，将实体清单限制延伸至清单实体的子公司。此举一旦实施，将通过将外国子公司及关联公司纳入许可要求范围，实质性扩大出口商、再出口商和技术提供商的合规义务边界。
Heid同时透露了更严格的执法重点：特别是针对中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的渠道。他特别指出经中国香港等司法管辖区转运的风险，暗示BIS可能加强管控以遏制先进技术的转用与非法采购。这些动向虽未明确写入“2025计划”，却反映出美国出口管制执法正朝着更广泛、更强硬的轨道加速推进。
综合“2025计划”政策蓝图与BIS领导层的近期表态，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即将迎来新一轮升级：管制范围将持续扩大，执法工具将更趋锋利，合规要求将显著提高。企业亟需密切关注政策信号，提前制定应对预案，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严监管时代。
欲获取完整分析，敬请参阅本系列专题文章的第一期、第二期内容。
脚注
[1] Available at https://static.project2025.org/2025_MandateForLeadership_CHAPTER-21.pdf
本文作者
Reid Whitten
合伙人，伦敦
lmthomas@sheppardmullin.com
Reid 是本所伦敦办事处的执行合伙人，从事国际贸易法规和调查业务。他还在华盛顿特区办事处为客户提供服务。他还是本所CFIUS团队的负责人。
J. Scott Maberry
合伙人，华盛顿
smaberry@sheppardmullin.com
Scott Maberry 是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政府业务部的国际贸易合伙人。他是世界经济论坛专家网络的成员，在全球风险、国际贸易、人工智能和价值观等领域为世界经济论坛社区提供咨询。
Jordan Mallory
合伙人，华盛顿
jmallory@sheppardmullin.com
Jordan Mallory是华盛顿特区办事处的律师，政府业务部的成员。他还是公司网络安全团队、CFIUS团队、商业产品和服务团队以及航空航天、国防和政府业务团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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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律师是盛智公司业务组、知识产权业务组以及反垄断业务组成员，张律师在中国的公司法、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等领域经验丰富。
本文由上海办公室王振晔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