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秀国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Fulbright研究学者（2010-2011）
2017年上台执政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反常态开启了“逆全球化”趋势，同时单方面发动大规模贸易摩擦，世界经济更是动荡不安和充满变数。中国遭遇了美国直接针对中国单方面挑起的、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摩擦，并有愈演愈烈与不断扩大之势，中国再一次被推向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在此背景下，结合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具体实际，立足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历程，全面系统地透视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时机、影响及动机，进而正确梳理和把握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应对策略与立场定位，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含义。
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就在对外关系上全面奉行美国利益优先，把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传统推向了顶峰，试图通过逆转美国长期主导、历届政府也大力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即所谓“逆全球化”趋势）来重塑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规则，既巩固和维护美国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又遏制和打压中国与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
2012年中国政府发布高科技产业规划纲要《中国制造2025》，2013年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国人民币顺利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经济模式也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政府一直秉承“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并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也不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
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最重要领导者与最大受益者。事实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只有美国的2/3，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即便按照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年均6.5%而美国年均2.3%）估算中国将于2025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科技实力与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也可能远不如美国今天这样发达和完善，姑且不论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政治实力与军事实力。
作为当今世界的守成大国，美国当然不会容忍、更不会放任已经牢牢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新兴中国的影响力快速扩张并逼近自己，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美国利用超级大国实力全方位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步伐，而发动大规模贸易战来扰乱和破坏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促增长”机制、进而迟滞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自然就成为美国打压中国最有效的釜底抽薪式手段。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历届政府惯常使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发挥到了极致，甚至独创了所谓“极限施压”策略以谋取对方最大让步与美方最大利益：特朗普政府率先通过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25%高关税直接对欧盟、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墨西哥等主要出口国开刀，威逼利诱这些重要经济体及主要盟友与美国结成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特别是在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或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时及时与美国磋商并保持一致；紧随其后，特朗普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升级中美战略竞争与战略对抗，特别是企图通过挑起蓄谋已久的贸易摩擦甚至大规模贸易战，阻断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出口促增长”机制，进而从经济层面全方位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战略崛起。
美国政府根据所谓美国国内贸易法“301条款”调查结果特别是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对美国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障碍”等所谓“不公平贸易行径”为由单方面发动针对中国输美高科技产品的大规模贸易战，同时应用特朗普总统过去作为地产商人在与对手谈判时惯常使用的所谓“极限施压”方法不断扩大和升级贸易制裁规模，以达到胁迫中国最终满足美方不断加码的苛刻贸易要求的目的。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从一开始就并非简单纯粹的贸易争端或贸易纠纷，因为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两大重要成员，中美贸易争端完全可以诉诸于现行强有力的WTO多边仲裁机制而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换句话说，美国遏制和打压快速崛起的中国的战略目的已昭然若揭。
从国际战略层面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恰恰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作为世界经济“老大”的美国不满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快速接近甚至开始挑战美国地位的直接结果，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甚至中美两国经济模式此消彼长的直接结果，当然也是美国针对中国开展釜底抽薪并迟滞中国经济发展以维护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不二选择。
与其他所有经贸合作关系一样，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始终是互利共赢的，长期以来中美经贸合作是中美战略竞争合作关系的基础与“压舱石”，这也曾导致国内学界与智库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特朗普总统是不会悍然发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对华贸易战的；然而，当2018年初美国“出乎意料”地发动且镇定自若地扩大贸易摩擦规模之时，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甚至解读为特朗普总统个人的鲁莽行为或者试探行为，事实却恰恰相反，中美贸易摩擦正是特朗普执政团队早有预谋准备和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不仅在国家战略层面精于算计和用心良苦，而且在时间节点与对象选择上也十分精准和有针对性。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于2018年悍然单方面发动大规模对华贸易战，其原因有二：
一方面，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迄今为止已10年有余，美国企业债务与家庭债务已经持续稳步地大幅度降低至合理与安全水平，企业生产、劳工就业与通货膨胀等经济指标也是一路向好，美国经济更是从2014年下半年就开始进入稳步复苏轨道，并由此开启和进入了新一轮扩张与上升的景气周期，美联储也因势利导地宣布退出和中止“量化宽松”，同时正式启动连续稳步的加息周期。
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减税行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不断走强的美元吸引大量国际资本与海外企业纷纷流入美国，美国股市也接连不断地创下历史新高，从而为美国伺机发动贸易战并通过贸易“霸凌”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贸易领域的领导权或者霸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与美国经济走势恰恰相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效应的不断冲击下，中国不得不开启艰难而漫长的经济转型历程。按照中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中国经济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这无疑是中国经济由过去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自2013年以来中国“创新创业”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但是伴随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和进入下行周期，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开始不断聚集和强化。
在中美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发生逆转的背景下，作为守成大国且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的美国企图针对中国当前在经济贸易领域所暴露出的诸多短板与软肋来一个“致命一击”，这就是美国于2018年对准中国高科技行业悍然单方面发动大规模贸易战的险恶良苦用心。
图1 美国的中国商品进口市场：加征关税将促使中国出口商对美国市场供给减少，使出口数量与获取价格双双下降；与征税之前相比，中国厂商的出口收入将大幅度下降
作为中国相关产业的主要海外市场，美国针对中国包含高科技产品在内的价值2600亿美元的输美系列产品加征25%的高关税，将直接降低中国高科技产品等众多出口商品的出口收入（参见图1），直接打击中国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以及一系列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中国以对美出口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尽管如此，相对于中国每年2万多亿美元的出口规模来说，受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影响的中国出口商品价值目前仅占12%左右，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
自2014年以来，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摊薄至3%，甚至还不及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导致国民经济“脱实向虚”不断强化，即便到2018年，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美国趁机对华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势必将促使中国对美出口进一步萎缩，相关企业经营状况可能雪上加霜甚至举步维艰，部分竞争力差的企业可能不得不考虑关停并转，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可能不得不考虑绕过高关税堡垒对美国直接投资，进而引发中国资本外流，部分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或者行业很可能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中国企业不能总是老盯住美国市场不放，尽管其市场规模巨大而且富裕发达。实际上，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就非常巨大，也不会面临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或者“主权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更是大有可为，可却长期被国内企业忽视和怠慢；与此同时，由中国倡议并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更是欣欣向荣，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已实现整体性崛起的亚洲国家以及沿线国家也能提供广阔的市场机会，更何况还有中国与相关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尽管经营风险可能比国内市场稍高。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有限并可控，但间接影响特别是美国战略图谋却非常深远和意味深长，甚至可能完全超出常人或者常识的想象。
首先，美国企图通过发动对华大规模贸易战以及所谓“极限施压”来打乱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与部署，削弱中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并制造国内市场动荡，继而引发中国全面经济与金融危机；根据特朗普政府的估计和盘算，中美大规模贸易战无疑是美国针对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釜底抽薪并迟滞中国快速崛起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国企图通过对华大规模贸易战扰乱和破坏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开始形成、也较为成熟的全球价值链及其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进而冲击旨在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中国亚洲影响力的、规模宏大且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建设。
再次，美国试图通过贸易“霸凌”或者发动广泛的针对中国以及主要盟友的贸易战，一方面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胁迫主要盟友在与美国新签自由贸易协定时加进旨在针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另一方面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力主给中国套上“非市场经济”国家绞索，迫使中国要么选择经济发展完全受制于美国，进而使中国经济永远没有挑战美国的机会，要么选择完全被排除在全球新经贸规则制定之外，进而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初衷付之东流。
最后，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能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半途而废，更不可能拿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做交换，所以作为全球经济霸主与守成大国，美国的上述图谋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得逞；但遗憾的是，任何重大战略误判都可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不可调和的时候进一步扩散和蔓延至政治乃至军事领域，从而使中美两个大国有可能陷入不断自我强化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明朗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未来崛起与民族复兴无疑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但“祸兮福所倚”，现阶段正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修身养性、砥砺前行并养精蓄锐的大好时期，我们既要重视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又要不失时机地利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大调整带来的机遇主动出击与有所作为。
1、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经济政策顶层设计和高质量发展路线走下去，坚决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打好“防范风险、保护环境、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特别是通过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来引领国内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2、中国更应通过业已成熟的中国-东盟“10+1”、中日韩-东盟“10+3”、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等合作平台，进一步夯实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经贸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合作与产业产能合作，力求在重点国家、重要领域、主要经济走廊或者重要战略方向取得实质性突破。
3、中国政府应未雨绸缪：一方面，通过积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和救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公司企业，让它们有信心扎根中国和服务中国，以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军事理论革命与装备现代化，甚至在事关中国重要经济、贸易甚至战略利益的毗邻地区或者重要航道上合理规划与部署海外军事力量，以便在需要或者必要时能够及时、有效地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1、中国企业不能总是把鸡蛋都放在美国市场这一个篮子里，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开发和服务国内市场，为购买力强大且日益富裕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
2、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良机，除了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之外，规模宏大的以亚洲为中心、活跃中欧两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已实现整体性崛起的亚洲市场以及富裕发达的欧洲市场正在频频向过去专注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招手。
3、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企业彻底摆脱过去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数量型竞争并逐步过渡为质量品牌竞争的天赐良机，因为只有重视创新开发的公司企业才能拥有更多的商品定价权并更好地应对美国政府设置的高关税壁垒；当然，这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
纵观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美国对华战略已发生重大转变的事实完全清晰明了和有章可循，但国内学者要么专业不实、理性不足而沽名钓誉或者误导舆论，要么墨守成规、明哲保身而视而不见或者无处发声，这些现象都可能贻误国家高层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判断和正确决策；切实提升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开展前瞻性研究的活力与效率刻不容缓，特别是要创造条件吸引那些拥有多年国外留学与工作经验、思想敏锐与眼光独到的专家学者充实到国家智库建设的人才队伍之中，让他们拥有更多用武之地和自由发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