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多年中，越南被频繁描述为“低成本制造地”“中国替代”“新兴工厂”。但进入2025年前后，这一叙事正在失效。无论是经济政策目标的调整、外资结构的变化，还是劳动力、数字基础设施与产业布局的演进，都表明越南已不再处于单一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而是站在一个更为复杂的节点上。
从宏观角度看，越南正处在典型的结构转型期：传统增长动能尚未完全退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形成，制度与政策体系在调整中不断试错，机会、成本与不确定性同时放大。正是在这样的阶段，出海越南既不适合简单复制过往经验，也不宜用单一“红利”逻辑加以判断。
01 增长新常态：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调整（增长结构转型）
从经济增长目标本身，就可以清晰看到越南结构转型期的张力。越南政府为2025年设定了8.3%—8.5%的GDP增长目标（来源：越南计划与投资部（MPI）），并明确提出在中期内向两位数增长迈进。这一目标并非单纯的经济预测，而是带有明显政策动员色彩，意在通过高增长预期牵引公共投资、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同步推进。
国际机构的判断则更偏向结构现实。亚洲开发银行在2024年底发布的《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中预计，越南2025年经济增速约为6.3%，2026年约为6.0%（来源：亚洲开发银行（ADB）《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24/2025》），认为外需波动、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以及国内结构调整成本，将对短期增长形成约束。这种差异本身，正是结构转型期国家的典型特征：政策端强调“跃迁”，现实端强调“承压”。
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乐观与保守之别，而是反映了越南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结构性增长阶段”。出口和制造业仍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唯一引擎；公共投资、数字经济、内需消费和外资质量，开始成为新的增长变量。对出海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判断越南机会时，不能只看“增速”，而要看“增速由什么支撑”。
02 数字基础设施跃迁：要素结构的深层转型（生产要素转型）
越南结构转型最直观的表现，发生在要素层面。过去支撑越南竞争力的，是廉价劳动力与人口红利；而当前，数字基础设施正在成为新的基础性生产要素。
根据越南信息与通信部数据，5G网络商用仅一年，人口覆盖率已达到约59%，互联网用户规模接近8000万，人均每日在线时间约7小时（来源：越南信息与通信部、DataReportal）。人均在线时长居于全球前列，移动支付和数字平台渗透到消费、金融和企业运营之中。
更重要的是，数字化已不再局限于消费端。约80%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已将数字平台纳入日常经营流程，涵盖支付、营销、供应链管理等多个环节（来源：世界银行、越南计划投资部联合研究）。这意味着越南的“核心要素”正在从廉价劳动力，向数据、网络、平台和数字技能迁移。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一变化直接决定了进入方式：越南不再只是“搬厂”，而是可以作为数字化运营与区域协同的重要节点。
03 外资风向标：资本选择背后的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
如果说要素变化是结构转型的基础，那么外资流向则是产业转型的风向标。2025年上半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约215.1亿美元，同比增长32.6%，为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实际到位资金约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8.1%（来源：越南统计总局 GSO、越南计划投资部 MPI）。
从结构看，加工制造业仍占注册资本的半数以上，巩固了越南在全球制造链中的地位；但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回暖，以及高技术、电子和数据相关产业的持续扩张，显示外资不再只为“代工”，而是在押注城市化、中产扩张与产业升级。
FDI（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新加坡、韩国、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并在河内、胡志明市、北宁、海防等省市形成集聚效应。这表明越南的产业转型并非均匀展开，而是呈现“核心区域先行”的结构特征。
04 政策红利调整：从普惠优惠到定向筛选（政策与制度转型）
结构转型往往伴随着政策体系的再校准。2025年，越南通过多项税收与投资法律修订，核心方向十分明确：减少普惠式优惠，强化定向激励。
根据第67/2025/QH15号法律，自2025年10月起，越南维持20%的标准企业所得税率，同时引入更具针对性的中小企业优惠税率，并取消对一般工业园区的统一税收优惠，将政策资源集中于高科技园区、经济特区和困难地区（来源：越南国会官方公报）。
同时，高科技、数字经济、半导体、绿色能源和循环经济被明确列为政策优先领域，相关研发和创新活动收入可享受阶段性税收减免（来源：越南计划投资部、财政部政策文件），同时，一般工业园区的普惠式优惠逐步收紧。这意味着越南的政策逻辑已从“欢迎所有外资”，转向“欢迎符合转型方向的外资”。
对于跨境数字企业而言，政策转型的另一面是监管边界的清晰化。通过数字平台在越南持续获取收入的外国企业，正面临更严格的常设机构认定和税务合规要求。这标志着越南正在从“吸引进入”阶段，过渡到“规范运营”阶段，是典型的结构转型期制度特征。
05 成本上行：低成本时代的终结（要素价格转型）
任何结构转型，都伴随着成本重估。越南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上调，使传统意义上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收敛，尤其是在河内、胡志明市等核心区域。根据越南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调整方案，自2026年1月1日起，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将平均上调约7.2%，核心城市地区月最低工资已逼近中等收入国家初期水平（来源：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事务部 MOLISA）。
这不仅是工资问题，更是结构变化的结果。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技术岗位集中，年轻一代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环境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企业若仍以“低薪+高强度”模式进入越南，将面临持续的人才流失和管理成本上升。这为中高端制造、技术服务和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了条件，但也迫使企业从“成本导向”转向“效率与组织能力导向”。
对于仍停留在粗放用工模式的企业而言，这一变化意味着压力；而对于具备管理、技术和培训能力的企业，则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
06 风险边界：制度复杂化下的新不确定性（制度与合规转型）
结构转型期的另一面，是制度与市场之间的摩擦增加。越南法律与政策更新频率较高，不同地区在执行层面存在差异，税务、劳动和海关合规成本随之上升。
同时，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物流瓶颈、数字安全与数据合规要求，也在不同阶段制约企业运营效率。这些问题并非“越南特有”，而是多数转型期经济体的共性挑战。
对出海企业而言，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风险，而在于是否将这些风险视为结构性特征，并在进入阶段就纳入整体战略考量，而非事后补救。
07 企业入场路径：在结构转型中寻找位置（企业战略转型）
当越南被放置在“结构转型期”这一坐标系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最优路径也随之分化。科技与数字企业更适合以轻资产和合作模式进入，通过制度理解与合规设计换取长期空间；制造业企业需要围绕产业链位置与政策方向进行精细化布局，而非单纯追求成本最低；消费与品牌企业则应将越南视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产市场，提前布局心智与渠道。
在结构转型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方案”。真正重要的，是企业是否清楚自己在这一转型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愿意为长期进入付出多大的耐心和学习成本。
对中国企业而言，理解越南的关键，不在于判断它是否仍具红利，而在于识别：哪些红利正在消退，哪些能力正在被重新定价。越南正在从“机会密集型市场”，转向“筛选型市场”。适应这一变化，本身就是出海能力的一部分。
出海越南，已经从一场成本选择，演变为一次结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