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废除精英高中，亚洲国家教改走上“分岔路”

韩国教育改革发布会的视频截图，来源：腾讯视频梨视频

11月19日，韩国教育部宣布，将废除精英高中，统一转为普通高中，以消除入学不平等问题。计划从2025年开始，将所有精英高中全部转为普通高中，收回其全国招生权，仅可在辖区内抽签招生。将在高中实行新的学分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可以像在大学一样选择自己想学的科目。同时，为了提高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计划在未来五年，将投入超过2万亿韩元（约120亿人民币）的教育费用。

目前，韩国的高中按学校类型分为普通高中、特性化高中（类似中国的职高）、特殊目的高中和自律型高中（分为公立和私立）；其中，特目高和自律型高中是私立学校。这些私立高中、外国语高中、国际高中等学校，招收韩国4%的生源，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尖子生”，进行精英教育的同时收取昂贵学费。这些学校的学生更容易进入一流大学。

在韩国，大学学位几乎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就业到婚姻，都会受到很大影响。随着教育差距的日益拉大，社会阶层差距也随之扩大，阶层固化凸显，引发民众忧虑和不满。

韩国教育部宣布这一决定后，引发了韩国国内的各界人士的激励讨论。

中下层群体认为“公平”

据媒体报道，韩国中下层群体认为，废除精英高中的改革措施，能让他们的子女能站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缩小教育差距，实现考入好大学，进而缩小社会阶层差距。

精英群体认为是“倒退”

而韩国精英学校和家长们则站出来批评政府的决策，认为这是“以公平为幌子的倒退现象”。

韩国教师协会联盟称，这一决定是“放弃学校多样性的宣言”。“这与发达国家所追求的方向不相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我们要以学生的不同能力和水平为基础来开放教育机会。”

自立型私立学校校长协会的领导Kim Chul-kyung表示，废除自立型私立高中的做法其实是伪装于公平之下的倒退。他说，“政府不负责任的决策所造成的损害将由学生和家长承担，这只会加剧混乱和冲突。

精英学校学生家长认为，废除精英高中的做法的确可以理解为“开倒车”。

新加坡的教育成果，多年来一直令世人瞩目。作为一个“袖珍国家”，新加坡拥有2个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福布斯发布第三届年度福布斯亚洲版“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榜上，30位精英中新加坡占有21席。新加坡教育因何取得这样的成果？

新加坡对教育有多重视，投入了多少资金？即使在建国初期最困难的时候，新加坡每年在教育上的经费投入高达6000万新元，197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亿新元，并且规定每年公共财政预算的4%用作教育经费。而到了2017年，全国仅有43万中小学生、8万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新加坡在教育上的投入高达127亿新元（约合628亿人民币）。政府也承诺确保学前教育的学费是所有家长都能负担得起。

新加坡最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就是分流制度，专门为培养精英而存在。这种分流制度是怎样的呢？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层层分流，不断挖掘和筛选拔尖人才。

比韩国孩子的“起跑线”更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新加坡会给所有学生发送一封参加"高才选拔“的邀请函，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会转入名校就读，但这种选拔全国录取率还不到1%，只有优质的开设相关课程的学校的孩子才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之后，每一年甚至每一月都会对学生进行考核，而每一次考核的成绩都决定着学生所享受的班次、师资、座位和资源。

小学六年级，新加坡学生会迎来人生最重要的“升学考试”，这次成绩会决定一名学生是否可以进入新加坡的顶级中学就读。在这个考试中，普通小学可能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甚至没有能够升入顶级中学的，而顶级中学的升学则率达到98%。能升入顶级中学，就意味着更好的师资力量，充裕的教育经费（新加坡的教育经费的拨款都以成绩作为评判标准）和更多的教育政策倾斜。

那孩子可以通过补习进入好学校么？答案让人窒息，新加坡的补习班也有着严苛的入学考试，分数低的学生连进补习班的机会都没有。越是著名的补习班，对学生分数的要求越高，即使有幸通过了补习班的考试，也需要排队等待进入补习班学习的机会。

二战后，日本得益于“特需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技术产业也不断升级，随发展需要，社会急需高等教育人才，“填鸭式”流水线教育应运而生。日本父母也把阶层升迁希望寄托在教育上，“五下四上”成为学生的竞争标准，意思就是每天晚上睡五个小时就下榜，睡四个小时就金榜题名。这样的后果就是，日本的父母不仅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承担着较高的补习教育费用。

这样高压的教育，引发民众不满，1976年日本文部省受社会舆论压力，开始对填鸭式的教育进行改革，进入了“宽松时代”，不仅将原本每周六天的课程减少为五天，还将总体课时也从5821小时削减到了5785小时。为了避免升学竞争，又将志愿报考的制度删除，改为划片入学，在2002年施行的《学习指导纲要》之中，整体教学内容相较于填鸭时代被缩减了将近30%。

这种“宽松”意味着，政府不再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的支持，只在底线上维持一种“最基本的通识教育”。这样的教育经过了三十余年，结果就是中产阶级为了送孩子进入到更好的私立学校学习，开始为孩子在课外报名大量补习班，花费巨大的教育开支。而无力承受额外教育支出的普通家庭，只能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荒废时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阶层严重分化，名校学生依然占据更多优质资源。

日本政府意识到这种教育不足，因此在2011年推进“脱离宽松时代”的政策，至此日本三十余年的“宽松时代”才正式落幕。

而对于私立学校和精英教育，日本的态度也是在逐步转变的。

1903年，日本制定《专门学校令》，正式承认私立专门学校的合法地位，但不承认私立大学的合法地位。

二战以后，日本政府认为，私立学校是与国立、公立学校担负同样任务的公共教育机构。1949年，日本出台了《私立学校法》，尊重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实现经营主体的法人化和公费资助私学等。

而私立学校在日本也是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尤其是私立大学。据日本《人事新录》抽样统计：社会上公认的英才(大企业家、医生、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政治家等)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有16%、私立庆应义塾大学的有7.2%、京都大学的有6.2%、私立早稻田大学的有3.7%，四所名牌大学培养的英才占了1/3。

除了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其它的私立大学占了14.7%。近年来，有多任日本首相毕业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私立大学在有些方面培养的社会英才多于国立大学。

根据日本平成20年（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日本的私立幼儿园占全国总数的60.7%，私立小学占全国总数的1%，私立中学占全国总数的6.7%， 私立大学占全国总数的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