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nald J.Daniel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当我担任加拿大最顶尖的法学院——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法学院的院长时，我的一位校友经常问我，他们的孩子在申请时有什么优势。我的答案总是一样的:没什么也没有。10年前，当我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时，我发现每八个新入学的学生中就有一个受益于校友亲属。今天，重要的是，我能够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友同样的我曾经在多伦多给予的答案。
校友子女享有的入学优势，通常是加拿大(甚至欧洲)大学所不具备的。我从未接受过这种形式的世袭特权却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盛行，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对价值和机会均等有着根深蒂固的承诺。
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名牌大学录取过程中，校友子女所获得的优势不容小觑。一项研究于1997年对精英大学的录取情况进行的研究估计，校友子女为申请者提供的优势相当于提高了他们SAT成绩的160分。另一项研究考察了2007年30家顶尖大学的录取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校友子女的录取可能是普通学生的三倍以上。因为这些大学的校友更有可能是白人和富人，所以校友子女享有的入学优势的存在限制了高成就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学生，以及非裔美国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学生的入学机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J.Daniels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高等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流动最强大的引擎。公立大学体系和社区学院的建立，《退伍军人权利法》( GI Bill)和《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等富有远见的立法，以及大学自身在财政援助方面的投资，使来自所有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都能更好地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获得更多机会。如今，根据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中没有大学学位的孩子只有5％的机会升至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但如果这个孩子毕业于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那么实现这一飞跃的几率将上升到60%。
自由民主社会与他们的公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有足够勇气和天赋的人都可以超越自己出生的阶级界限，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众所周知，美国人对这一承诺越来越产生怀疑，认为民主制度对他们不利。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变得更加分层，最富有的学生集中在最顶尖的院校，对校友子女的录取优势，只能让人更加怀疑这一承诺。
不一定要采取这种方法。像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这样杰出的机构从来没有考虑过校友子女的优势，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在上世纪90年代废除了校友子女的优势录取。201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们悄无声息地做出了这个改变，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它的影响，并确保我们的方法是可持续的。
诚然，决定取消校友子女的特殊照顾并不容易。反对者经常辩称，对于校友子女的特殊照顾是加强大学社区内几代人之间联系的有力工具。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大学依靠一个强大的校友网络来提供咨询、服务和支持。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的是，这么多毕业生与母校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多年后，他们还敦促自己的子女申请。我们所有的申请都要经过全面评估，其中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出色的申请者。
但是，保持长期以来的传统，即仅仅根据这些学生的父母关系为他们提供常规的录取优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削弱了我们教育来自各种背景的合格和有前途的学生，并帮助他们走上社会阶层的能力。
在我刚到学校的那一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一新生中，有12.5%的人是校友子女，而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只有9%。现在这些数字反过来了——今年的新生中有3.5%的人与学校有历史渊源，19.1%的人符合获得佩尔助学金条件——我们预计符合这一条件的学生人数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上升。
结束传承生录取政策只是我们大学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所有有才华的学生都能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减轻债务负担，确保学生得到帮助他们成长的支持和服务。这些努力并不是解决困扰我们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的万灵药。但是，如果美国大学要真正实现其民主承诺，使之成为所有人流动的社会阶梯，那么这些改革是必要的。
新闻出处：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1/why-we-ended-legacy-admissions-johns-hopkins/60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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