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类似“日元汇率跌至1990年以来新低”的标题充斥2024年年中的网络财经新闻的头条时，很多人和公司都在彷徨中尝试理解和体验这次日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非常正面的，像那些一直用美元购买日本货物的商家；也可能是负面的，像那些日本民众准备启程去美国旅游时突然发现机票和住宿都贵了一大截而大失预算。正因为汇率高低，永远有得益者和受损者，所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永远是平衡式的利弊抵消后的综合效应。
对美日汇率的未来走向或者历史性分析，从来都没有万能预测或分析的法宝。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其它国家货币的强弱，受很多因素影响，最主要是投资资金流动方向，贸易和人员流动引起的货币需求，而从来不是单一考量能主导的。
在某一时间点的汇率是由市场对政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因应各自本身原因而采取的货币投资策略，和其它众多被动式贸易和个人的货币需求，等等因素交织汇集在国际货币市场并通过交易系统计算供求后达成的一个市场数值。因为货币市场的政治经济利益很重要，汇率变动所导致的对赌合约和衍生工具的结算大多属于零和游戏和热门货币汇率市场的总交易量巨大，这就注定了各参与方竭尽全力影响汇率走向，而最终导致货币市场的波动。对政府而言，没有一个货币政策是没有牵连性的后果的，而如果货币干预不当，可以震动整体金融市场，在瞬息万变间顷刻就颠覆一个国家维持良久的稳定货币体系，并导致经济严重受创。日元兑美元汇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稳定性的指标。
日元对美元汇率演变的历史
美国、法国、当时的西德、日本和英国在1985年签署意义深远的广场协议，旨在解决美元对当时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高估，以及应对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问题。但事后的形势发展证明，汇率未能有效解决美国逆差问题，而所有签署协议的国家中，日本政府的应对和这些措施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教训值得探讨。上世纪80年代美元走强，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经济陷入衰退，通胀率高企，经济滞胀问题严重。为了自身利益，美国要求主要西方经济体共同采取协同行动，稳定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日本作为当时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令美日贸易逆差状况恶化，所以这个协议中最重要的参与方是日本。在协议中，日本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妥协并设立了最核心目标是实现日元对美元升值。
广场协议借助金融市场对汇率的迅速反应，很快解决了美元的高估问题，毕竟没有哪个金融机构可以违背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和央行要美元贬值的集体意志。但伴随着全球国际化和中国大陆的世界工厂式经济体系的崛起，美日汇率越来越处于一个次要的全球焦点，而失去了金融市场的关注。伴随而来的，是令人迷惑的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几十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广场协议是美国农业、工业出口商积极游说国会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美国国内政治延伸到外贸领域所造成的，而无辜的日本民众，却要承受该协议提出的政策的直接负面后果，也就是严重的资产泡沫爆破后的经济危机。
简单直白的说，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国内政治导向支配国际贸易，外交，金融政策，这一点在2024年鏖战正酣的美国总统大选战中展示的淋漓尽致。而这次，是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角力的牺牲品。
那么，当年日本民众在非市场政府央行联手干预汇率政策后，经历了什么？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５０％，但短期并未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动荡。但同时，由于担心日元过度升值有损经济竞争力，日本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扩张势头并将基准利率从５％降至２．５％，因此日本股市、楼市泡沫越吹越大。到１９８９年，日本当局意识到经济过热转向加息，但步骤激进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央行基准利率从２．５％升到６％。如此频繁而巨大的相反方向的利率调整，给市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日本经济随后陷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主要政策负责官员自己反省，认为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误。直到现在，到底是广场协议本身令日元升值进而引起资产泡沫爆破，还是日本政府急促减息后又快速升息的折腾，是令当时日本经济陷入长困境的首要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日本私人公司并没有受太大打击，而是借助广场协议产生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进行全球产业转移，提高科技含量，加大生产效率，而尝试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竞争力减弱。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严重的泡沫和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到最终泡沫破裂时，还是给普通日本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种由天堂跌倒地狱的短时间内财富的流失，令普罗大众陷入了长时间的心里阴影，而从1991年至今，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的状态。
2024年的美日汇率波动
2024年4月，美日汇率创下数十年来的新低，但美国政府和央行这次没有走出来拿着指挥棒，统筹西方大国进行联动干预。而日本政府之后的市场干预行动，也只是象征性的，只能声称是针对无序、投机性的外汇波动所必须采取的，并无奈的默认在现阶段美日息差维持在高位而有可能进一步拉阔时，汇率的正常走势是日元的持续贬值。这场汇率保卫战，也只在金融市场和日本内部造成了诸多噪音，而全球主旋律还是放在美国大选结果可能引来的灾难性后果和中美贸易战的阶段性胜负。
干预汇市是大笔资金的买卖，因为需要日本央行直接在市场购买大量日元，而消耗大量日本的美元储备。据计算，日本在近期2次干预行动中耗费的资金可能高达约人民币4200亿元。当然，没有人怀疑日本政府和央行的能力，因为他们背后有最终美元供应者美国政府和联储局的背书。这就凹显了这次美日汇率波动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是盟友间的经济和货币政策需要协调解决的事情，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利益掠夺或者可能引起战争的大国间的竞争的事实。持续下滑的日元对美国来说可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因为稳定汇率，日本大幅减持美元债，那么在和中国持续进行的贸易金融战中，谁去购买严重赤字濒临破产的美国政府发行的高利息国债呢？金融市场是环环相扣的，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引起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美国两党执政理念和代表人物都出现截然相反的政策预期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套利行为
到底日元汇率的现阶段新低是外汇市场无法正常运作，或者是持续多年的美日资金套利资本的合约了结所引起，市场有不同的见解。尽管日本央行已结束负利率政策、实施了17年来的首次加息，但一些投资者相信低利率时代并未结束，做空日元的押注卷土重来。日本央行声称仍坚持将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而这促使交易员匆忙重返受欢迎的日元“利差交易”，令本已遭受重创的日元进一步走低。在套利交易中，投资者借入利率较低的日元，并将所得资金投资于利率较高的货币美元(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5.25%-5%，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也保持在4%以上；而日本利率还是接近0%)。借入日元进行套利交易的热潮已经持续了很久，国际炒家和机构投资者获利甚丰。在年初日本反转利率政策时，有很多资金看多日元的持续长远升值潜力，但因为政府的腔调未根本性改变日本将维持低利率的长远政策底线，令部分投资者为了降低风险，将日元好仓匆忙结算，并加速了日元在加息后的反常弱向走势。
更加复杂架构的套利交易也可能是日元汇率波动的助攻手。一直以来，有很多国际投资者，以自己拥有的美元资产为抵押，向日本银行换取大量低利息日元，并购入本地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地产），待本地资产升值后，获利退出。偿还日元借款后，这些投资者不单只赚取了美日货币息差，还获得了大笔的资产增值的回报。而平仓后，又可以再次调动美元资产，以贬值后的日元汇率，购入日本资产，来来回回，上下其手，这些金融大鳄，在日本维持低息而美国加息的这段时间里，获得了大量的利润。香港股票市场在2024年5月有明显资金流入迹象，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是美日货币利差交易结算后，资金开始部署新投资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美国的中国籍投资者的避险资金。
结论
世界事务是混沌的，没有清晰脉络可言,更不要提利益交错，参与者众多的金融市场。美日汇率走势和各方应对的措施也不见得对美元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有什么借鉴作用，更不可能有类似飞机应急手册式的处理危机时的既定步骤或程序。但至少以下几点总结对未来应对美元人民币汇率可能的波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1) 国强民富，人民币才能有实力依照自己的货币政策行事，并且在任何货币战争中拥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干预。而拥有一个强大的本国经济和广阔雄厚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体是国家金融的最坚实经济基石。以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发展潜力，不能只是依靠传统外向型出口顺差而积累巨大财富但同时也增加了汇率风险。韩国属于外向型经济的典范，但在97年韩国破产后，到现在该国的支柱性企业三星集团的股权有时也是超过50%以上由外国投资者拥有，而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很难实施自主独立的货币政策。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内循环潜力巨大，只要将财富放到了人民手中，再加上稳定的政治架构和执政的连贯性预期，那本国货币就会因为绝大部分是本国人民拥有和使用，而不惧怕外汇市场的风风雨雨，就能够在任何货币战中处于不败之地。
（2）在维持货币汇率稳定的努力上，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与国际锚定货币美元的发行者是盟友关系，是美国保护伞下的成员，而可以调动西方政府和央行资金介入任何市场波动。虽然有竞争，但稳定汇率是盟友间互利的默契。美日汇率事项大部分考虑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而不属于政治冲突。而美元人民币汇率是属于危险的交锋软武器，而一旦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美国国家和西方资本将会以群狼攻击的方式，利用任何人民币波动的漏洞，冲击中国金融体制，进而打败这个不受自己条款约束和令人头疼的竞争对手。中国更不要奢望西方国家会伸出援助之手。最终可能加入战团的要不就是在伤口上踩一脚的帮凶，要不然就是趁水摸鱼寻求利益的的国家级混混。中国在汇率方面走错一步，要面对的后果是很凶险的。国家级别的对抗，从来都是腥风血雨，从来都是残酷无情，从来都是弱肉强食，从来都是胜利方独揽所有筹码，所以不要寄望人民币汇率出现危机时，国际上谁会伸出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3）虽然美日汇率风波对类似人民币大幅波动时的整体应对方式没有太大的借鉴作用，但在具体应对政策执行和效果方面，还是可以吸取到一些教训。稳定的货币政策，远远优胜于临时急转弯的货币政策转向，尤其是利用利息升降调节经济活动时。宁可有前瞻性的动用央行的工具箱而牺牲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避免突然和市场同一时间发现潜在的危机而被逼像日本危机前采取的急进的进退失据的利率调整政策。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滞后性的特征，所以要和立竿见影真金白银的市场干预达成良好的配合。
（4）国内企业不以产品价格定输赢，而是以质量称雄。出口产品价格战只能引起贸易摩擦，而货币政策一旦被认定为帮凶，就很难逃脱在汇率市场的纷争。中国企业只有永恒的追求在技术或运营成本方面的优势，着重提高普通员工的收入，而政府一心一意的扩大普罗大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才能在外贸和内需方面确保本国经济体系的活力和持久性。优秀的产品，像法国名牌手袋一样，国际消费者是不会太介意欧元汇率的高低的，而选择始终陪伴。
（5）可能避开汇率纠纷的其中一个办法是与个别国家或地区签订以贸易额为基准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样就减轻了美元的重要性，也避免了美元人民币汇率波动时，对国际贸易的冲击。这样也可以令国际贸易商从容的进行远期大型贸易交易计划，而不需要担心汇率市场发生黑天鹅事件时，对交易利润和付款金额造成的大幅波动。毕竟经济合作，做生意才是硬道理。
（6）经济政策不进则退，不能任由类似日本失落的10年停滞发展期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和日本一样，中国也面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萎缩，债务，等等难题。现在政策制定者要选择迎难而上，深化改革，尽力尽快着手解决现有的困难，避免这些问题的累积。这需要政府有坚定的决心和实施有力的措施，要不然，下一次汇率动荡期的焦点，可能要落在美元人民币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