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孙源生于1912年,籍贯浙江定海,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二战期间为法国在华外交工作作出了一些贡献,于1947年获颁法国教育骑士勋章。建国后,父亲在国际新闻局和外文出版社任职,直至1982年离休。他长期致力于法国文学文化和国情的译介工作,在诸多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译作。
据父亲回忆,历经战乱,1949年,经过胡愈之等人介绍,他来到北京,加入国际新闻局从事外宣工作。8月13日抵京当天,由新华社借调来做总务工作的叶周前来迎接,他便住进了南河沿13号国际新闻局筹备处。当时筹备处已有十余人,皆是熟人,包括霍应人、徐迟、冯亦代、张企程、袁水拍、戴望舒等。
解放后,父亲工作热情高涨,且因住在筹备处,工作十分方便。那时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大家整天都忙忙碌碌。9月初,刘尊祺(后任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通知父亲,胡乔木同志召见他,并委派了一项重要任务,即陪同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特派记者斯巴诺(Valio Spano,意共中央委员)访问。
父亲受命后,立即住进了斯巴诺所在的崇文门德国饭店。斯巴诺是解放后西方第一位来华的记者,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父亲深知责任重大,始终日夜相伴。期间,他陪同斯巴诺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欢迎宴会,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还在新华社作了“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斗情况以及西欧各国的战后形势”的报告。之后,又陪同斯巴诺以记者身份列席政协大会,并受邀在天安门观看开国大典。自始至终,父亲不敢有丝毫疏忽,每天晚上都通过电话向胡乔木同志请示汇报。
10月6日送走斯巴诺后,父亲回到国际新闻局。此时国际新闻局已正式成立,并迁址到新华社院内办公。 当时国际新闻局只有英、法两个语种,同属编撰处(处长杨承芳、副处长张企程)。不久,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同志到局里宣布人事安排,任命戴望舒为法文组组长,父亲为副组长(当时法文组仅有他们两人)。
正式开展工作后,法文组的第一项任务是翻译出版《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政协纲领文件。戴望舒到职后不久便因病住院,父亲有时会带着稿子到医院与他商量(戴望舒于1950年2月不幸去世)。1949年12月朱传香加入法文组,1950年马桂林、齐祖辑也来了,当年秋天,从法国归来的胡祥雄、陆馥君也加入其中。后来又有徐佩、胡怀望等人,法文组逐渐发展壮大。
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后,父亲历任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多年来一直从事党和国家文献的中法文翻译、校对、审订工作,还多次参加外交活动的现场传译。
后来,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得以重返外文出版社。2003 年,父亲与世长辞。
父亲已离世多年,过往许多细节早已在时光中模糊,无从细究。我凭借他生前留下的文章资料,结合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整理出这些文字。只是每逢阖家团圆的日子,对父亲的思念便会萦绕心头,久久不散。
本文作者简介
孙行玲 1948年生于南京,1949年随迁至北京并入学;1968年赴内蒙古武川插队,1971年进入内蒙古营盘湾煤矿工作;1985年入职外文出版社财务部,200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