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上市银行陆续公布2013年中报，16家上市银行中13家不良率均较2012年年末有所上升。商业银行暴露的不良资产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良率回升
自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内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速逐季下降，社会普遍预期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会逐渐暴露。但从目前的数据上看，商业银行不良率并未有大的变动：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率为0.96%，较近10年的低点0.9%仅高0.06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仅回升0.02个百分点。目前，虽然不良率的回升仍是局部现象，但从行业分布来看，有些行业的不良率回升应引起足够重视。
一般认为，过剩行业、房地产和融资平台是银行资产信用风险的主要来源。目前，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的不良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过剩行业整体不良率较高，且风险仍在暴露。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使物流运输、能源等经济运行基础性行业也进入了风险暴露期。
根据形成原因和演化路径的不同，可将产能过剩行业分为三类。一类是钢铁、水泥、玻璃类制品等基建房产上游产业，随着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陷入过剩。但因这类行业风险暴露较早，早已被银行纳入限制性行业，整体不良率处于较低水平。第二类是煤化工、多晶硅、风电零部件制造等新能源类相关行业，其过剩的形成与地方政府非理性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介入，目前行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第三类是造船、集装箱制造、港口与码头、纺织服装、机电产品、贸易经纪与代理、远洋货运等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外需的萎缩而进入相对过剩状态，至今没有根本改善，处于风险暴露期。后者是银行业本轮不良资产爆发的重灾区，不良率的地区分布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次银行业不良率的反弹主要集中在出口类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浙江、江苏、江西、上海、福建、山东等省市。尤其是钢贸类企业，信用风险正在充分暴露，是江、浙、沪地区不良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物流运输、能源等基础性行业风险也开始暴露。自2012年以来，航空货物运输、公路运输、水上运输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公路及桥梁建设、燃气生产与供应业、水力发电、火力发电、煤炭及制品批发等行业的不良率均出现了显著上升，是本次银行业不良率回升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可能的应对策略及其影响分析
银行不良资产暴露的深层原因是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行业经营持续陷入困境，但银行业自身的技术性创新（或宽松措施）中存在的问题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银行除了需要对行业政策进行调整外，势必要对这些创新进行反思。
对风险暴露点的消极性应对，可能诱发局部性不良资产危机的爆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联保互保类产品。经济繁荣期，联保互保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抵/质押物不足的难题，受到商业银行的鼓励和支持。当前经济持续低迷，联保互保增大了企业间债务风险的传染性，成为重要的信用风险源。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对此的高度警惕，会使企业的联保互保记录影响到对其的信用评级，特定情况下，有联保互保记录的企业甚至会被实施产品禁入。
近年，各家银行都加大了贸易融资类产品的创新。贸易融资因其现金流自偿性特点被视为低风险业务，在银行内部走的是相对便捷的审批流程。但当前，贸易融资类产品的不良也出现明显上升，银行开始对贸易融资产品的自偿性进行重新评估。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针对贸易融资类产品的内部检查和政策调整会逐步增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基于行业不良率和发展前景制定并定期更新行业信贷政策，不良率较高的行业可能会被纳入限制性投放行业。
当前，从行业、产品等角度看，银行风险暴露点较多，风险管理部门面临较大的风险管控压力。但简单进行信贷投放限制势必会影响到整体信贷投放，增大盈利压力。因此，总行风险管理部门对现有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针对性的内控措施升级将成为重要手段。但具体到不良率较高的区域性分支机构，鉴于不良率指标的一票否决性，则不排除为保不良率指标而放弃盈利指标的情况出现，银行将会对风险暴露点进行诸如抽贷、惜贷等消极性应对措施。这些措施除会加剧企业经营困境外，还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提前引爆更多行业的信用风险，诱发银行业地域性不良资产危机的大爆发。
收紧抵/质押担保条件会降低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效率。受风险管理技术的制约，现阶段国内银行业的信贷投放以抵/质押担保类贷款为主。2008年年底开始的信贷大投放就是伴随着不断扩大质押物范围（如林权、收费权、退税权、大宗商品、股权等）和不断创新担保条件（如保险类担保、企业间联保互保等）而实现的。刺激政策退出后，实体经济重新进入紧缩周期，前期宽松的抵/质押担保条件此时变成了重要风险源（如企业间联保互保增大了债务风险的传染性、抵/质押物价值的不断下跌增大了企业追加保证金的压力等），商业银行收紧抵/质押担保条件是理性选择。但在信用贷款远未成为主流之前，抵/质押担保条件的收紧必然会带来信贷收缩，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效率。
提高风险溢价水平会加重实体经济融资负担。目前，高融资成本已经超越人力、土地及租金、原材料等成本因素，成为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最主要原因。2012年，上市工业企业销售净利率为3.83%，较2011年下降1.06个百分点。从结构因素看，财务费用/销售收入为1.30%，较2011年上升0.45个百分点，是企业销售净利率下降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实体经济信用风险逐渐积聚，银行会提高信用风险溢价水平，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较一季度末提高26个BP，较去年年末提高13个BP。风险溢价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加重实体经济融资负担。
因缺乏腾挪空间，信贷投放存在进一步向房地产和融资平台领域集中的可能性。面对高风险行业，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是信贷抽离。但过剩行业、房地产和融资平台等是银行业的主要投放行业，这些行业风险的逐步爆发使得商业银行缺乏必要的腾挪空间。抽离后的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放领域，中长期内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信贷萎缩；短期内为完成信贷投放指标和盈利指标压力，银行资金可能会不得不向信用风险大但尚未充分暴露的房地产行业，以及信用风险可控，但流动性风险高的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等领域集中，增大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策略建议
在行业风险逐步暴露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基于个体理性采取的种种措施短期内有助于自身权益，但同时会进一步加剧企业困难而影响整个银行业的利益，具有较大的负外部性。银行行为的负外部性使得银行同业间存在着“囚徒困境”，即对于单个银行而言，即使其基于行业利益而不采取紧缩性措施，但只要其他同业采取了紧缩性措施，同样会使行业利益受损，且不采取紧缩性措施的银行受损更大。面对这种个体理性与行业理性的背离，不能只依靠银行个体的力量，还需要监管部门从银行业整体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相应政策，以此约束所有银行执行，才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实现行业利益最大化。
一是加速推动资产证券化，降低流动性风险向信用风险转化的可能性。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有助于解决银行贷款资产日益僵化、流动性压力大的问题，避免商业银行因流动性压力大增产生惜贷和抽贷行为，进而切断流动性风险向信用风险转化的渠道。目前，国内银行业资产证券化仍处于试点阶段，寄希望于将银行业不良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大规模剥离出去是不现实的；相反，现阶段适宜证券化的资产应是信用风险低、易于被市场接受，同时对银行流动性带来较大压力，银行迫切希望转让出去的资产品类。目前看来，平台类贷款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过剩行业贷款符合这一条件，有望成为银行资产证券化的主要贷款品种。
二是适度放宽对银行资产不良率的考核。不良率考核能够有效约束银行高风险放贷行为，是保持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不良率考核在经济持续增长期并无问题；但在经济持续低迷时则会加大银行业不良率达标压力，加速其从高风险行业信贷抽离速度，并很有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引爆更多行业的信用风险，最终反而会增大银行业的行业风险。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应适度放宽对银行业资产不良率的考核，鼓励银行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容忍度。
三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健全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在经济低迷期，健全实体经济融资渠道尤为重要。因为，此时企业对资金有着更大的渴求，而且也有助于缓解银行作为实体经济资金主要提供者的压力。目前，应尽快放开A股IPO发行，继续推动新三板建设，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