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新政”和“撒切尔主义”都反对传统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而侧重收缩银根、减轻税负、调节供给，分别带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及英国走出了经济滞胀的困局。从两国的减税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若干启示：
（1）两国实施“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减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中的核心，其积极和消极影响都很显著。减税的积极影响在于有效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投资加速、提振经济复苏；而消极影响在于大规模减税对于一国财政收入短期带来明显冲击，可能造成财政赤字的上升。
（2）根据“拉弗曲线”，税率的下降短期对财政带来冲击，中长期反而会带来纳税基数的扩大，看到税收收入的不降反升，美国和英国都印证了这一理论。美国减税后从2年税收收入明显下滑，但随后再次上升；英国自减税以来税收收入都没有出现过下降，但增速也有明显下移。不过两国的GDP出现了更快速度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可见，如果减税能够刺激经济以更快的活力增长，那么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滑的冲击是短暂的，更多的体现为税赋占GDP的比重下降。
（3）为了有效控制财政平衡，可以采取多种“有保有压”的对冲手段削弱对减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控制赤字方面，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实践更为可取，可以看到结构性减税、缩减福利开支、国企改革私有化等对冲政策的同步推进，都使得减税带来的冲击逐步消减。
中国全面减税进程缓慢的掣肘在哪里？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推出、简政放权稳步推进，但减税相关却只看到了营改增试点的扩大。中国践行“供给侧改革”，离不开减税力度的加大，但中国推行全面减税，还需要监管层更多时间的运筹帷幄。
首先，“强财政”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度较高，财政约束不容忽视。美国1981年减税之前、英国1979年减税之前，两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占比约在64%-66%，而中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15年占比依旧在82%，可见中国财政收入中对税收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减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的冲击不容忽视。此外，在近年来“保增长”政策持续加码的背景下，财政支出增速持续较高，15年赤字与赤字率都有明显上升，因此在财政约束下中国减税的推动进程缓慢。
此外，效仿美国和英国应对赤字的政策方案，短期在中国施展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全面减税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影响很难找到有效对冲。与美国国债可以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不同，中国国债的市场容纳空间有限，因此中国效仿里根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国债来扩大赤字的条件不完全具备；此外，我国并不属于高福利国家，财政支出中可以收缩的项目有限，且我国现有的国企改革也不涉及出售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进程，因此中国效仿撒切尔政府、通过国企私有化及大幅收缩社会福利来平衡财政收支的情形短期也难以看到。
因此，我国通过下调税率等方式推行全面性减税，在现有国情下依旧面临很多掣肘，中国减税进程无法一蹴而就。
16年“营改增”全面铺开，减税进程有望提速
虽然全面减税难度很大，但“营改增”试点全面铺开已拉开了16年减税的大幕，未来减税进程有望提速。2015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要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1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全面推开营改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显著减轻企业税负，调动各方发展积极性。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决定于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标志着我国布局“减税”迈出坚定的步伐。
营业税与增值税同属于流转税，2000年以来流转税占我国税收比重持续维持在50%以上，因此营业税与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营业税对总收入征税，在商品生产和流转中一直存在重复抵税的问题。“营改增”将把三大产业链的抵扣链条全面打通，进项抵扣更加充分，减少重复征税，对企业减负的意义重大。在我国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服务业转型的背景下，“营改增”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宗旨，将为中国经济升级注入更强动力。
“营改增”拉开16年税改大幕，呼应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16年减税5000多亿”的规划，预示着供给侧改革中减税进程将稳步推进。结合此次两会中透露出的各项税收立法已入立法规划中，预计后续针对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均将陆续出台，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与完善已进入关键时期，未来推进速度及力度将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