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工在北京住了十多年，他的屋子是租的，可连这租来的屋子，在京城中却也算不得家。他孩子上小学时，还能勉强挤进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光线暗沉，孩子们挤作一团。待到升初中时，真正的壁垒才横在眼前：没有北京户口，公立学校的大门，便如铁铸一般严丝合缝，难以撼动。他孩子低头收拾书本文具，将几本崭新的课外书放在床头——那是他去年生日才买的，还未来得及拆封。王工瞧着孩子沉静的侧影，明白孩子心中早已了然：这些书，连同自己，都将被寄回老家去了。
后来，孩子回了老家。王工独自留在北京，日子像落下的灰尘一样缓缓沉积。他有时下班走过灯火通明的住宅区，听见里头隐约传来孩子念书的声音，便不由得停下脚步，恍惚间仿佛有孩子清亮的嗓音在耳畔响起——但最终只听见自己空洞的脚步声，在清冷的夜晚中回荡，一下，又一下。
与此同时，我的堂弟小林，揣着一张法国新设的“创业者居留”，拖着箱子落脚在巴黎。他租下塞纳河边一间小小阁楼，窗外便是缓缓流淌的河水。安顿下来不久，小林便按照当地市政厅的指引，拿着租房合同和居留证明，为女儿申请就近的公立学校入学。手续清楚明白，过程也并无刁难。数日后，女儿便背起了印有“École Primaire”字样的书包，书包上别着小小的校徽，每天踏着巴黎清晨微凉的石板路去上学了。
小林女儿带回来的法文作业本上，法文老师的批注工整清晰，红墨水晕开像朵小花。孩子咿咿呀呀念法文童谣的声音，透过阁楼的小窗，在塞纳河上漂浮起来。小林说，这异国他乡的公立学校，竟比他老家的还要敞亮几分。他有时倚着窗框，看女儿在楼下小广场上同金发碧眼的同学嬉闹追逐，心头便升起一丝暖意，仿佛在此处找到了扎根的土壤。
两厢对照，不免令人沉思。王工身在北京，血脉相连的土地之上，却因那薄薄一纸户口所囿，为子女求一席安稳书桌而不得，成了家乡的异客；小林远在巴黎，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反倒因制度本身对“居者”权利的明确保障，为孩子寻得了安稳的归处。
原来所谓“主场”与“客居”，界限有时并非由地理所划，而是系于制度能否肯认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王工脚下的土地，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却因一纸户籍，那土地上最平常的养分——教育，便隔在了千山万水之外。小林在万里之遥的巴黎，却因制度的接纳，得以在塞纳河边安放下一张小小的书桌。
故乡之谓，不仅在于足下踩踏的土地，更在于头顶之上那一片肯为你遮风挡雨的屋檐。王工在北京地下室的灯光下修着空调，小林在巴黎阁楼的灯下组装简易家具——他们的汗水并无不同，所求的也不过是孩子能安稳地翻开一册书页。故乡的砖石有时冰凉，异乡的窗口却可能透出暖意。
原来人最深的归属感，未必来自先天的土地，却常常系于后天的制度是否肯认你在此地真实地生活过、存在过。当制度以冰冷的界限代替了温暖的接纳，纵然生于斯、长于斯，亦如客居；当制度肯敞开胸怀，对每一个在此认真生活的人给予平视的目光，纵然远在天涯，亦能安顿如归。
可见家园并非仅由砖石砌成，更是由人心中的那份安稳与归属感所筑——这归属感，往往悬系于头顶的屋檐，是否真肯平等地覆住每一个在它之下认真生活的生命。王工抬头望见京城楼宇的万家灯火，老家人说他早就是半个北京人，可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像一件别人的衣服，终究有些地方不合身。
玻璃窗上凝结的雾气，模糊了窗外的风景，却也映照出窗内人朦胧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