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文苑 | 唐国云：平凡岁月里的深情

唐国云，1975年出生，现任压裂公司运输项目部政工干事。工作之余热爱阅读写作，将多年党群工作经验沉淀为思想养分，用文字总结工作，把党建理论与运输实践相结合，在基层管理中探索创新，展现石油人爱岗敬业的精神风貌。

父亲是军人出身，转业后到企业保卫科工作，军旅生涯的硬朗气从未从他身上褪去——脊背总挺得笔直，说话掷地有声，连走路都带着军人特有的沉稳。母亲是纺织厂女工，记忆里她的身影总在轰鸣的织布机间穿梭，白班连夜班是常态，指尖常年沾着洗不净的棉纱纤维，指甲缝里藏着磨不掉的时光印记。

小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军区大院。家里有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上头还有哥哥和姐姐。一家五口挤在不足五十平米的老房子里，空间虽小，却装满了热热闹闹的日常。

衣服向来是 “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我身上常穿着带着哥哥姐姐印记的旧衣裳，领口磨软了边，袖口补过补丁，却也暖乎乎的；唯独过年添新棉袄时，我们三个孩子能围着新衣服转圈圈，指尖摸着没穿过的棉布料子，那股子欢喜劲儿能甜好几天。

那还是肉票按人头定量的年月，平日里餐桌上难见荤腥，只有逢年过节，妈妈才会拿出攒了许久的肉票，买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上一锅满屋子飘香的红烧肉。开饭时，我总盯着碗里的肥肉，软糯的油脂一抿就化；姐姐偏爱瘦肉，嚼着满是肉香；哥哥从不挑拣，有啥就吃啥。而爸妈始终没动过几块肉，只把荤菜往我们碗里夹，自己就着一碟咸菜，大口扒着白米饭，还总说“咸菜配饭才香”。

我至今记得九岁去好朋友家的事。她母亲笑着问我：“丫头，在家是老几呀？”我答“老三”，她又问“上面有啥”，我说“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阿姨随口一句“那你是多余的”，我愣在原地，手里的苹果忘了啃——我有家人疼，怎么会“多余”？后来才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已有儿女，我的出生在旁人眼里是负担。可他们不知道，我的到来本是意外：那年母亲40岁，正喝中药调理身体，却意外怀孕。医生说强行引产有风险，这才把我生了下来。

或许正因如此，我得到的爱多了几分特殊。我十岁时，父母已过五十。别的同学能扑进年轻母亲怀里撒娇，我的母亲却已戴起老花镜，缝衣服要把针线举老远才看清；别的同学的父亲能背着孩子跑街，我的父亲却因工伤了腰椎，系鞋带都要缓好一会儿。

父亲在部队待了二十三年，雷厉风行的作风刻进骨子里。每天清晨四点半，天还蒙亮，他就拿起用了十几年的竹扫帚，把院子扫得连碎渣都不剩，接着站在院里晨练，“一二一”的口号总能把我唤醒。母亲比他更忙，父亲晨练时，她已在灶台前熬小米粥、蒸馒头，等我们起床，早餐已冒着热气。她还会提前装好我们的午饭，铝制饭盒里饭菜码得整齐，青菜叶都透着细心，从不多放酱油怕我们嫌咸。

为补贴家用，母亲常接缝纫活回家，缝补衣服、做鞋垫，一件只挣几毛钱。每晚我们睡熟后，她就坐在台灯下，戴老花镜缝补。台灯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幅安静的画。有时被针扎破手指，她吮一下血珠，又继续缝。我曾问“疼不疼”，她笑着说“习惯了”。

“立正！稍息！”是父亲的口头禅。他把部队规矩带回家，要求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不许吧唧嘴，放学必须准时回家。小时候觉得他严厉：我掉米粒要捡起来吃，哥哥晚归要站院子“反省”，我还偷偷抱怨“爸爸不疼我”。如今才懂，他没读过多少书，只能用这种方式教我们：做人要行得正、站得直，做事要有规矩、有担当。后来我工作遇诱惑、想退缩时，总能想起他的话，守住底线、挺直腰杆。

母亲是三十年代生人，骨子里刻着旧时光的温厚。她对儿媳的疼爱，有时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记得有一次，哥哥打电话说晚上回家吃饭。母亲当时正发着低烧，可一放下电话，便拖着病体出了门。她颤巍巍地走进菜市场，挑最新鲜的排骨，又细细地剁馅、和面，硬是撑着烙了一锅皮薄馅大的馅饼——那是她的拿手绝活，咬一口能烫出泪来。

饭桌上，她看着孩子们吃得香，自己却只喝了两口粥。姐姐劝她：“妈，您对儿媳比对亲闺女还上心。”她只笑着摆摆手：“深啦浅啦，自己的孩子不会记仇。可人家姑娘离开父母来咱家，咱得对人家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的爱从来不分亲疏，只是把最柔软的部分，留给了更需要温暖的人。

父亲是位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革命，骨子里刻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刚正。他常对我们说：‌做人要堂堂正正，像松树一样，挺直了腰杆，不攀附、不折节。‌

他的一生，便是这八个字的注脚。年轻时在部队，他从不搞特殊；转业到地方，又守着清贫，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记忆里，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党徽却永远锃亮。

有一次，邻居想托他办事，悄悄塞来两条烟。父亲当即板起脸：‌这烟，你拿回去。我要是收了，就对不起这身军装，更对不起党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如今想来，他教我们的何止是做人——那是一个老革命对信仰的坚守，是一个父亲留给子女最珍贵的财富。

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成了家，在不同城市奔波，父母却日渐老去。我们总说“忙完就回家”，可加班、孩子上学、天气不好，都成了不回的借口。直到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总念叨你，想尝尝你做的鱼。”我才惊觉，已半年没回家。父母从不说“想你”，只用“想吃你做的鱼”表达思念；从不说“你怎么不回”，只叮嘱“照顾好自己”。

我的父爱和母爱，与旁人不同。母亲生下我时已四十岁，我十岁那年，他们便双双迈入了知天命的年纪。

母亲离开后，我总会在人潮中恍惚。某个街角，某个黄昏，一个身形、步态与她相似的背影，便足以让我失魂落魄地尾随数百米，直到那人转身——终究不是她。

而后来的一次出游，后座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声。那语调，那节奏，分明是父亲从前说话的模样。我仓皇回头，只瞥见一张侧脸，却已足够让我泪如雨下——那眉眼的弧度，那下颌的线条，仿佛时光倒流，父亲又坐在我身旁。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爱从未离开，只是化作了记忆里的风声，偶尔掠过耳畔，便足以让人心潮汹涌。

有时看见街角搀扶散步的银发夫妇，我会鼻尖发酸：他们或许为台阶拌嘴，或许商量晚饭，可这样的平凡，却让我想起再也拨不通的号码。五六十岁的人多好，回家能听见“回来啦”，衣柜有旧毛衣，冰箱上有“降压药在左抽屉”的便利贴。而我的父母，已成相框里的微笑，成了清明节墓碑前沾雨的白菊。

人生最遗憾的是“明白得太晚”。等我们懂父母恩情，他们腰已弯、步已缓；等我们想陪伴，相处的时光已不多。所以尽孝要趁早，别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才对着空屋后悔。

父母的爱最无私，不图回报，只默默付出。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相处的每一刻，像他们当年守护我们那样，守护好他们的晚年。父亲常说“做人要像竹子，虚怀若谷，扎根有担当”，他们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没有惊天动地的事，只在平凡岁月里，用朴素的行动、深沉的爱，为我们撑起一片天。这份恩情，值得我们用一辈子铭记、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