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涌现与流转推动着文明的进化。适当的财富形式因为社会成员的追逐而升值，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激发出社会的创造力。主权货币和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逐渐成为新的财富形式，极大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因为财富拥有的两极分化，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蔡恒进认为，疫情之后的世界环境正在急剧变化，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数字货币可能是其中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中国正处上行的国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而能提供契机让中国专注发展科技、优化治理体系并强化内生动力。
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
东西方的发展都存在准周期的规律。西方的发展历史体现为财富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转，如图2 中财富中心流转方向所示。比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负责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则负责东半球，随后进入了荷兰的统治时期，接下来到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与统治，再后来美国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在图2 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转移，汤浅现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转移与财富中心的转移往往在时空上并不同步，而是稍有滞后，说明先要有财富的聚集，而后才有创新创造的涌现。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随着科技革命的影响，再转移到法国，随后是以化工闻名的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科技中心也往往不会长期维持，一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通常是，已经积累了财富，又看到前一个科技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会比别人差，于是大量投入追求技术上的赶超与创新，就容易崭露头角取而代之。
但当科技中心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逐渐划分派系，在科研体系中能够得到提拔晋升的都是派系内顺从规则的人，科研变得有利可图，部分科研人员就容易出现动机不纯，整体的创新性自然变差，而在新出现资源涌现的地方，他们的科研创新动机就会更纯粹，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科研有趣，专注于技术突破而心无旁骛，就可能形成下一个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国，现在同时作为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但实际上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就已经超过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科技中心是1920 年后转移到美国，依然是晚于财富中心的转移。当然科技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财富的积累，电力、钢铁、汽车和石油等形式的财富大量涌现。
未来世界的通证
AI 和区块链等技术对传统商业构成挑战，但对未来的财富形式可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强大，如果人们可以对信用特征有更好的认知，那么未来的货币或者通证将更多偏向于信用而非实际拥有的资产来进行抵押。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下，本质的规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报，那么还是会导致信用膨胀，如果过度膨胀还是会导致崩溃。因为人们的预期会不停增长，但实际的财富不会增长那么快，泡沫总有一天会破掉。
这就推导出未来货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然需要有一定的通胀。比如工资幻觉，增加工资很容易，但是减薪就很难，而且对被减薪的人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幻觉，让员工觉得工资在涨，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但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抵消一部分。
未来货币的第二个重点特征是需要财富流向底层的机制。因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们会趋利避害，财富一定是向少数人流动。那么货币当局就要让财富有返回到底层的机制，不然向上流动太快，就更容易崩溃。比如说西方的个人申请破产、食物券，中国的二次分配或者转移支付，这些都是财富向底层流动的补偿方式。好的制度体系要尽可能抑制资本的冲动，让社会动力有序并缓慢地释放。
未来货币的第三个特点应该是多币种，而且是一个廉价货币时代。现在的趋势是，日本曾经是低利率负利率很长时间，现在欧洲已经负利率，而且美国也是朝那个方向走。为什么要强调多币种？假如说都在同一个价值尺度上，是比较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社会提供诸多价值体系，每个人才可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该价值体系里有上升的空间。比如说有人炒鞋，不一定很理性，但体现了收藏和兴趣，比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更能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人们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随着AI技术的进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未来我们是要不同币种来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新的币种，比如在美国，用食物券可以到超市去买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拿去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币种。比如目前中国有定向降准、产业政策的倾斜等等，未来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币种来实现。
总结
多数人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也很可能继续低估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作用。中国在快速发展、建立自信的过程中，出现嘈杂的舆论、过分的行为都有可能，强国都经历了类似过程发展而来。关键在于年轻一代要建立自信、达成共识，为未来做好准备，发展科技并强化内生动力，拥抱未来、引领未来。中国更容易实现未来的引领作用，就在于西方国家会沉浸在已经经历过的辉煌中，低估未来可能的变化。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专利数量、诺奖数量、军事投入等维度来评估并不准确。比如日本平均每年被授予一个诺贝尔奖，中国远远比不上，但诺奖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得奖者几乎是二战后婴儿潮那批人。美国本土的年轻人并没有那么活跃，比如现在很多科技精英都是第一代移民，很多大企业掌门人是印度裔，而且在美国政坛上抛头露面的也大多是年长者，年轻人很少见。军事开支巨大也不能代表强盛。比如战争中，富国往往是亏本的，原因在于富国的成本远远高于穷国，富国如果打赢了依然是流水似地花钱，输了还要被抢掠，进退皆失。
今天，中国GDP 已经达到美国2/3，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规则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只要中国的人均GDP 还没有超越美国，中国就有发展空间。放眼全球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国运正处在上升阶段：
其一，新中国处在崩溃后的再出发的阶段，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分配；
其二，中国享有贸易顺差的优势，也是外部获取的方式之一；
其三，中国有学习的对象和优秀的学习能力，即使被批评是“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在很多领域依然能快速学习形成自己的技术。
这些优势条件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将“逢山开路，逢水搭桥”，遇到的挫折也不会被击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发生与中国“脱钩”或者西方“围殴”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具有相对最全面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虽然中国不会主动脱钩，但如果被脱钩了也不要过于担忧。美国较早曾经有过门罗主义，英国早期也有过光荣孤立，只照顾和自己最近的相关方利益，而不过多掺和其它事务。中国需要参考借鉴这些经验，但西方的扩张路线未必适合中国。疫情导致的生产放缓可能为优化中国的产业布局提供了机会，比如内地省市按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优化的原则承接沿海制造业，释放沿海的技术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