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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国家经济的几点思考

新疆边疆宾馆

2016-10-19

导读：作者简介徐坡岭，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苻商

作者简介

徐坡岭，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苻商需要，如果试图在中亚五Ｗ的统计部或各国国内的信息资源中得到中亚五闻经济的概要性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目前还有不少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亚五国属于小众研究对象，相关研究还不多；另一方面，中亚五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在及时性、准确性和可信度方面还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有限的信息和资料来判断中亚五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走势，还面临不少的闲难。为此，梳理和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一种科学的叙事逻辑和资料信息归类是必不可少的。

具体到如何判断当前中亚五国的经济形势，从经济学的逻辑出发，运用世界经济的描述方法，需要至少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中亚五闰经济的基础信息及其变化趋势；作为小国开放经济，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逻辑；作为资源型小国经济，其开放条件下经济结构变动的规律和独立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当前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与政策选择；中亚五国经济开放的方向与区域分工选择。本文试就上述几方面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1.中亚五国的基本经济指标及其经济政策含义

（一）概括和描述

中亚国家经济的基本方法与主要逻辑在世界经济和国别经济研究中，中亚五国一直不属于典型的分析案例。之所以如此，大致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不大，经济总量变动和经济波动的外部溢出效应不显著。无论是这些国家的总需求还是总供给，或者是这些国家对某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都不足以引起国际市场行情的较大幅度波动。二是因为，在国际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中，中亚五国也仅仅处于次要的地位。即使对于这些国家至关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供给能力而言，其影响也是区域性的。三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其自然资源形成的单一要素比较优势，增长模型也不具有教科书意义。因此，关于中亚国家经济的系统分析报告并不多见，更遑论那些关于中亚经济的全景性描述和研究了。目前在公开出版物中，《中亚信息》关于中亚五国经济形势的概要性年度报告和新疆金融学会中亚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中亚经济形势年度报告是比较及时和系统的文献信息，但关键信息缺失也相当严重。而且，由于这些报告每年关注的重点不同，概括和描述信息的口径经常变化，导致这些年度报告的可比性和系统性无法满足持续关注的要求，很难从中提取出有关经济总量变化、结构变动、增长动力、波动原因和经济风险的有用信息。

（二）反映中亚国家经济全貌的核心经济指标和信息结构

一个经济体，无论大小，其全貌一定是由如下信息结构表现出来的：第一，经济总量及其结构指标。包括ＧＤＰ总量、产出结构（收人法）、支出结构（支出法）、主要经济部门的比例结构及其变动情况。第二，经济总量变动与经济稳定性指标。主要用ＧＤ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指标衡量。第三，就业与福利水平指标。包括人口状况、劳动参与率、人均收人水平、工资率等。第四，经济开放度指标。主要包括进出口总额及变动指标、经济依存度指标。第五，财政状况与金融状况。包括财政盈余、财政收支占ＧＤＰ的比重、货币汇率制度、金融生态等。

（三）中亚国家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经济政策含义

在许多文献中，中亚五国往往被作为一组国家描述，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忽略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从而无法真正把握这些国家经济的特征和经济总量。

１．经济总量

中亚五国属于小国经济，同时，五国之间经济总量差距很大。考虑到２０１５年中亚五国汇率变动幅度较大，笔者用２０１４年ＧＤＰ美元现值作为比较依据。

用ＧＤＰ总量来衡量，２０１４年中亚五国经济总量为３４５０．９４亿美元，各国所占比重见图１。哈萨克斯坦一国占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６３％，达２１７８．７２亿美元。其他四国中，乌兹别克斯坦为６２６．４４亿美元，占１８％；土库曼斯坦为４７９．３２亿美元，占１４％；塔吉克斯坦为９２．４２亿美元，占３％；吉尔吉斯斯坦为７２．０４亿美元，占２％。

之所以说这些国家是小国经济，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与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相比，中亚五国的经济规模都很小。２０１４年俄罗斯的ＧＤＰ总量为１．８６０５９８万亿美元，中国为１０．３５４８３２万亿美元。中亚五国经济的ＧＤＰ总和约为俄罗斯的１／５强，约为中国的１／２７多一点。

小国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在于，这些国家的供给和需求一般不会对世界市场价格形成较大影响。在开放条件下，这些国家是世界价格的接受者。

区域内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达到６３％，意味着中亚区域内合作的话语权分配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无法作为中亚经济现代化发动机的条件下，中亚其他四国更不可能把地缘经济的主导权交给哈萨克斯坦。

２．经济开放度及对外经济依赖度

经济开放度主要用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由于缺少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数据，笔者用２０１２年的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来描述这些国家的经济开放度。之所以把进口数据和出口数据分开展示，是因为这里面隐含了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

２０１２年土库曼斯坦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高达７３．２６％，这一指标实际上隐含了土库曼斯坦出口部门对于该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后面的经济结构数据中可看到，土库曼斯坦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天然气，属于自然资源类（初级产品）和能源类（国际市场行情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类产品的定价方式对于该国的货币汇率选择有明确要求。哈萨克斯坦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４５％，反映了该国油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吉尔吉斯斯坦出口中主要是转口贸易产品。塔吉克斯坦出口占ＧＤＰ比重最低，反映了这个国家既没有制造业比较优势产品，又缺乏自然资源的状态。

中亚五国除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占ＧＤＰ的比重低于３５％之外，其他三国的该数值都超过４０％。进口的高对外依存度意味着，该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可能是高度外部依赖性质的。但具体问题又要具体分析，如吉尔吉斯斯坦超过９５％的数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该国在最近的一些年份里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独联体的转口贸易中心。仔细观察吉尔吉斯斯坦第三产业中物流、仓储和转口贸易发展的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但剔除该因素后，该国的消费品和投资品自给率仍然很低，反映了该国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开放在中亚国家的特殊性。

2０１２年全球均值是５９．７２％。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大国和那些经济自给能力较强、国民经济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在同样的开放政策和制度设置下，该数值更小，反之，则更大。在中亚五国中，接近世界均值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四国的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均超过７５％。这表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一定在某些方面对外部有高度依赖，比如产品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需求，国内消费品或投资品的供给高度依赖于外部市场，或者生产要素的经济参与度（如劳动力、资源）高度依赖于外部市场或外部资本，国内经济的吸收能力值得怀疑。

2.中亚五国资源型小国开放经济的自主性与稳定性

（一）中亚五国经济的自主性问题与国内经济政策倾向

中亚五国经济自主性问题的历史根源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这一问题在开放条件下被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强化。

中亚五国在苏联解体之前是计划经济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时期，该地区尽管有微薄的工业基础，但主要的功能和地位是农牧业产区和资源开采及初级加工。１９９１年年底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仍高度依赖俄罗斯的产业分工关系，工业部门的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几乎为零。即使工业基础最好的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消费品的６０％也需要从俄罗斯进口，能够生产的最终消费品只占全部最终消费品的２７％，而这２７％中又有４２．５％需要俄罗斯来配套才能完成生产。由于哈萨克斯坦在苏联时期主要承担粮食供应和有色金属开采的任务，因此，哈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独立之后，尽管不断采取措施优化产业结构，但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完全无法独立。到２００９年，哈萨克斯坦的三次产业产出占比为６．３％、２９．４％和６４．３％。工业部门产出不到ＧＤＰ的３０％，而工业部门中超过５０％是由油气工业贡献的。制造业的产业配套能力在转型后的２０多年中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增强。

中亚第二大经济体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地位相似，不过，乌兹別克斯坦的农业部门更加重要，加工工业基础也好于哈萨克斯坦。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制造业和产业装备配套能力则比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更弱。

经济开放条件下，中亚五国逐渐形成了资源出口型开放经济。资源部门的更高投资问报率和对政府财政的重要性使得有限的国有资本主要流入资源部门，资源出口收益除了为资源部门开采进口投资设备之外，主要用于政府管理、国防和社会保障等非贸易部门的支出。非贸易部门要素回报率的上升完全依赖于资源部门的资源租金溢出，由于要素价格原因和制造业产业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家匮乏，在中亚国家，制造业部门独立生存并与外部市场竞争的空间几乎全部丧失。

单一产业结构和高度依赖资源部门出口，使得中亚国家的经济自主性非常低。由此产生的国内经济政策倾向中，决策当局和社会精英对经济主权非常敏感，对资源主权尤其敏感。

（二）资源型经济和对外经济高依存性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第一，中亚五国经济的资源型特征主要是由其总产出中资源类输出收益所占的比重决定的。

图６显示，在中亚五国中，工业在ＧＤＰ占比中一直维持相对较高水平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２０００年之后，这两个国家的ＧＤＰ工业产出占比一直维持在４０％以上。２０１１年之后，哈萨克斯坦的这一比重有所下降，是因为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导致的。从工业部门内部的产出数据看，土库曼斯坦工业产出中，绝大部分是天然气开采工业产出，哈萨克斯坦则是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产出。

与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相比，塔吉克斯坦的工业部门产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是最低的，原因在于该国自然资源有限，开采能力不足。劳务出口则成为该国的重要收入来源。据联合国统计，２０１１年以来，塔吉克斯坦的劳务移民汇款占ＧＤＰ的比重一直是全球第一。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俄罗斯，因此，２０１５年俄罗斯劳务移民政策的变化使塔吉克斯坦劳务移民汇款收入减少４０％，经济倍受打击。

第二，资源依赖和外部高依存性使中亚五国经济增长与波动高度依赖外部因素，特别是依赖主要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状况及贸易对象国的经济状况。

中亚五国经济处于经济转型的前期阶段，与俄罗斯经济的分工依存关系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能源原材料需求的中国因素，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之后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又在中亚五国经济增长中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动力。中亚五国的经济波动与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非常显著。

从图７可以看出，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变动基本是同步的。只是到了２００８年前后，这些国家的ＧＤＰ增长率变动方向开始脱离俄罗斯经济的控制，而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共振性。

根据一项计量研究，中亚五国与中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当高，其中又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最为显著。取１９９４年以来的经济产出增长率数据作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基础数据，用简单差分法计算，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经济周期相关性高达０．８９，用ＨＰ滤波（１００）计算，同样高达０．８３。用这两种算法得到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经济周期相关性分别为０．８和０．８１。中亚第二大经济体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经济周期相关性为０．９１（简单差分法）或０．９１（ＨＰ滤波法），与俄罗斯的相关性为０．６５和０．５９吉尔吉斯斯坦的数据差异较大，其与中国的经济周期相关性为０．６９（简单差分法）或０．４７（ＨＰ滤波法），与俄罗斯的相关性则达到０．８和０.８５。

分析出口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出口对象国和投资来源国结构变化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２００８年之前，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出口对象国分别是欧盟（包括瑞士）、俄罗斯和中国，而且相对比重一直保持稳定。２００９年之后，在哈萨克斯坦出口总额攀升的同时，对中国的出口在其对外出口的比重中出现一个跃升，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８％跃升为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６％，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７％，２０１２年的１７．９％。出口增量对象国的变动成为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哈萨克斯坦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中亚国家贸易对象国结构发生变动的同时，其投资来源国也在２００６年之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首次超过俄罗斯，之后中国在中亚的外资占比中份额一直在上升。

第三，中亚国家经济稳定性与主要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行情和经济自主性程度密切相关。

在表１中，２０１０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强劲而且经济稳定性最好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究其原因，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进出口占ＧＤＰ比重最小的国家（见图３、图４和图５），６０．５６％的对外经济依赖度与５９．７２％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考虑到乌兹别克斯坦既不是大国，也不是国民经济体系完整的发达国家，这一经济开放度结合其农业和工业部门更强的自生能力，可以解释其经济的稳定性问题，同时该国天然气开发规模逐渐扩大，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稳定和强劲增长主要是由于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天然气开采和出口稳定增长，且天然气国际市场行情并没有随石油价格下跌而剧烈波动，保持了基本稳定。

显而易见，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率从２０１４年开始走低与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而石油行业又是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有关。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走势最为奇特，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ＧＤＰ增长率走势出现了大幅度的方差背离均值的现象。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６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率为－４．９％，工业生产为－２５．７％。具体分析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冲击，可以发现，作为商品集散中心地位的变动、物流季节性和加拿大与吉尔吉斯斯坦合资建立的库姆托尔金矿“一业独大、一家独强”的状况密切相关。塔吉克斯坦经济２０１０年以来保持６％--７％的ＧＤＰ增速则是另一种特殊模式。在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ＧＤＰ总量和人均ＧＤＰ在中亚国家中垫底，侨汇收入占ＧＤＰ总量的近一半。

3.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与经济政策空间

尽管中亚五国经济规模和各自的资源禀赋、增长来源和基础存在巨大差别，但正如前面所概括描述的，它们都属于资源型小国开放经济。对于中亚五国而言，其经济增长既遵循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也受到资源型小国开放经济特殊条件的制约。讨论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出发，同时考虑这些国家的基本条件。

（一）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

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增长一般模型来描述：Ｙ＝Ａｆ（Ｋ，Ｌ）（１）

在（１）式中，一国的产出Ｙ是由Ｋ（资本投入）、Ｌ（人力资本投入）和Ａ（经济的技术效率）决定的。关于技术和投资在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克鲁格曼在质疑亚洲的“增长奇迹”时，引用索洛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一个著名的估算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断定在美国个人收入的长期增长中，８０％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不断增长的资本投入只解释了其余的２０％。”但这一观点很快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质疑，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克鲁格曼质疑”。其中，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运用美国１９４７-１９８５年的数据对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的根源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生产率在农业部门中的贡献占美国战后农业增长的８２％，但在非农业私人部门中则只占１３％。而且，如果给定多数产业部门中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价值中的相对重要性，则在部门水平上，中间品投入既超过生产率，也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成为经济增Ｋ的主要来源。综合研究结果是，美国１９４７－１９８５年资本投入量是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占４４．２％，劳动投入占３４．１％，而生产率则仅占２１．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生产率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超过１／４，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解释了其中超过３／４的增长。

综合上述思想，可以认为，长期经济增长中效率的提高实际上是蕴含在资本品和人力资本投入中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是伴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的。许多数理检验也证明，在投资增加、经济扩张时期，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通道中，反之则下降。基于上述逻辑，笔者把经济增长要素进一步细分为中间品投入、机械设备投入、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则可以有如下增长方程：Ｙ＝ｆ（Ｋｚ，Ｋｊ，Ｌ，Ａ）（２）

其中，Ｙ为一国的产出；Ｋ为一国的总资本投入，Ｋｚ为由企业完成的中间品及机械设备投入，Ｋｊ为全部基础设施投入，Ｋｚ＋ｈ＝Ｋ；Ｌ为人力资本投入，Ａ为技术研发投入，则可以有如下推论：

（１）总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２）中间品和机械设备投入增长既是分Ｔ．深化的结果，也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表现；基础设施投资是私人资本投资增长的前置要素。（３）人力资本投入的质量是经济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４）一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但技术进步的产业和分工基础更重要。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是内生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二）中亚国家的基本条件与宏观增长政策方向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结合中亚国家的基本条件，笔者在总体上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政策选择有一些初步判断：

第一，作为资源型小国开放经济，中亚国家在区域内和国内都不具备足够的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来满足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

根据前面的分析，除乌兹别克斯坦外的中亚其他国家极高的对外经济依赖度和对资源出口的高度依赖，意味着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塔吉克斯坦（侨汇）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转运和集散中心）的经济增长都属于典型的输人型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缺乏自生能力，另一方面也很难在区域内部成功实现工业化发展。参与大区域国际分工是中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但中亚五国中，乌兹別克斯坦经济的自生能力和产业发展值得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不是中亚五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资源。区域内高等教育水平和规模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哈萨克斯坦在区域内具有相对优势。但无论从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还是从研发投入看，中亚五国在国际上的排名都不靠前。基于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也缺乏条件。

第三，从资本投入对增长的巨大作用角度看，中亚国家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力度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是可行的。但这方面的限制条件是，区域内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机会是否满足吸引投资的条件。

（三）中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

中亚国家的投资吸引力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为包括资本品在内的要素价格。这是决定投资毛回报率的基础因素；第二为投资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这是决定投资和企业运营交易成本的基础因素。投资净回报率等于毛回报率减去投资交易成本。

从投资和运营的交易成本来看，中亚五国的市场环境仍处于转型过程中，经济管理不规范和政策多变是主要问题。同时，由于区域内国家对经济主权的敏感性以及区域内各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性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区域内投资的政策风险、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偏高。中资企业通过盯人战术和人际关系来解决投资运营中的难题是这种风险的反应。

就投资品和要素价格而言，中亚五国用美元衡量的人均ＧＤＰ水平差別很大。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人均ＧＤＰ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力资本成本相对更加昂贵。很显然，能源出口收入是两国人均ＧＤＰ显著高于其他三国的重要原因。但贸易部门的出口收益既大幅度拉高了非贸易部门的要素成本，也拉高了整个经济的要素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投资者不付出相应的代价，很难获得资本品和要素的使用权。

但从另一方面看，自然资源类投资品的国内垄断性和国际竞争性意味着这些投资品的定价是由资源的垄断租金和开采收益决定的。对资源的投资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权衡和决策。但对人力资本的使用则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对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言，更加昂贵的国内人力资本的质量高低是决定投资吸引力的关键变量。

相比较而言，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劳动力成本不是阻碍投资的关键因素，反而劳动力素质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私人资本投资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量和质量。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既是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职责，也是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投资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具有财政条件，但其公共开支的主要方向并没有指向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尽管在教育、科技发展方面有公共开支安排，但距离达到吸引资本投资的程度还有差距。

相对于中亚其他四国而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吸引力和投资机会的综合优势最为明显。一方面，从国民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来看，该国经济有一定的自生能力和内在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该国的要素成本、资本品价格都具有投资吸引力。较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有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属于资本投资需求强度最大，但投资条件较差的中亚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国家几乎缺少所有的资金、技术和经营配套能力；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资源类资本品投资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资本进入需要付出的成本或代价。

（四）可供选择的宏观政策手段

对于中亚五国而言，一般可选的宏观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构建更加适宜的营商环境，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政治结构改革；更加积极的宏观财政政策，关注经济增长，而不是关注再分配；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公共物品供给需要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更加科学的货币汇率政策，这方面有较大的空间。

目前来看，中亚五国货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导向性是相机抉择或不明确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２年的报告，以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排序为向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选择了传统盯住汇率制度、稳定汇率制度、爬行盯住汇率制度、类爬行汇率制度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这些汇率制度安排当然是各国金融当局综合考虑的结果，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在实践中，由于汇率政策的目标导向性不明确，或在实际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分的助力。

从逻辑上讲，对于资源类产品出口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可以选择货币贬值和汇率低估的方式复苏或启动本国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并促进国外资本投资于本国的制造业。同时，在保持弱势货币和汇率稳定的条件下，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严格控制物价波动。由于石油和天然气是ＬＣＰ或ＤＰ定价方式，本币贬值不仅不会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反而可能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

对于资源基础薄弱、财政能力有限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汇率制度适宜采用盯住主要贸易伙伴（前提是该货币锚是稳定和可信的）货币的做法，争取最大限度地规避经济合作中的汇率风险。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使本国的货币汇率水平与该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是刺激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4.中亚五国经济开放的方向与模式选择

作为内陆的资源型小国经济，中亚五国走封闭发展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开放条件下，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无法避免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明智的开放策略是中亚五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政策选择看，对中亚五国的开放和发展模式可以有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多元化开放是中亚五国经济开放的大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资源型小国经济开放问题依然深受“中心一外围论”和经济依附论的影响。客观地讲，这是资源型小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另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竞争已经具有跨地域、跨时空的性质，由于地缘经济关系而不得不依附于某个经济大国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最近出现的许多跨地域自由贸易区（ＦＴＡ）协定就是这种新型国际地缘经济关系的反映。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俄罗斯的分工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这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由于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原料化和去工业化进程给中亚五国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冲击，俄罗斯已经无法在产业梯度、技术梯度和产品梯度上引领中亚国家的发展，且中亚五国在资源类产品出口方面与俄罗斯的竞争关系也使得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障碍重重。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构想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意味着中亚五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因素正在演变为合作性因素。接人中国的分工体系，意味着更多的产业选项、更多的技术选项、更多的资金选项和更多的分工选项。与此同时，中俄之外的国际经济力量在中亚的经济存在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中亚五国经济开放中培养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

资源类产品出口对目前的中亚五闰依然非常重要，但在中亚区域内，经济自生能力的培育和区域分工的深化是中亚五国提升经济质量的关键。作为资源型小国开放经济，试图建立封闭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不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培育什么样的优势产业或优势分工环节，仍是中亚五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培育有竞争力的非资源类产业非常重要。

第三，加人区域金融合作体系，找到抵御外部冲击的金融货币安全锚，是这些国家金融稳定和获取金融资源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由于中亚五国普遍缺乏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加入区域货币合作体系是中亚五国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合理选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方案和欧亚经济联盟金融合作方案都只是区域金融合作的局部方案。对于中亚五国而言，一种综合性的金融合作解决方案，对于经济稳定和外部融资都是必需的。（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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