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远洋故事︱55年前，我在广远劳动轮完成毕业实习

前些日子，我在整理旧书籍时，发现在一本书中夹有一张泛黄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出境时向海关和边防交验的一张通行证。不知为什么当时海关没有留下这张单子，以至于在我手中完整保留了半个多世纪。

时间拉回到55年前。那是1965年9月初，我正在大连海运学院读五年级，那时我的名字还是“王养智”，毕业时改名“王东辉”。学校通知我和同班同学李金考立刻到广远上船进行毕业实习，当时我俩高兴极了。临行前学校交待我们要爱祖国、守纪律，听从船上的指挥，甘当小学生，虚心向老船员学习，认真完成实习任务，同时发给我们一本远洋船舶驾驶员职责的小册子，“望认真对照执行”。

9月10日前后，我俩从大连乘船经上海转火车到广州，几经辗转找到了位于沙面南街28号的办事处，当时还不叫“广远公司”，称为“交通部远洋局广州办事处”（或“中远公司广州分公司”，编者注）。接待我们的是人事科的曹玉凤阿姨，她对我们说要在广州多待几天，因交通部的出国证明还未到。9月17日，出国证明一到，曹阿姨给了我俩棕色的硬皮海员证和那张通行证，通知我俩去湛江上劳动轮。那时广州无法直达湛江，只能走水路联运，当晚乘小江轮到江门再转乘长途车去湛江，并于第二天傍晚抵达湛江老城赤坎。住一夜小店后，第三天一大早经过长途劳顿，总算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湛江新城霞山。由外代同志帮我们通过海关和边防后，搭乘港口的拖轮将我俩送上了在湛江港外锚泊的劳动轮。

远远望去，劳动轮真是一艘巨轮——因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船，真是好大好长啊！其实劳动轮是二战时建造的一艘三岛式货船，后由中波公司的“华沙号”改名而来，我们上船时刚改名不久，因船龄太长，已破旧不堪。如果按照现在PSC港口国检查标准来要求，肯定不适航。但当时国家贫穷落后，百废待兴，远洋又要发展，只能买一些老旧船急用。当时广远仅有的几艘船都是这样，只有刚买的新船前进轮还未回国。

上船后，首先见了大副冯鸿璋（开航前换成了朱祥宝大副），冯大副给我俩制订了实习计划。当时的船长是林维棋，政委李国堂，老轨潘致衍。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李国堂政委，河南人，一位抗日战争的老干部，政治嗅觉很敏锐，对我们要求很严。1966年1月我们离开劳动轮后，他也直接调任交通部远洋局组织处处长，后出任天津远洋党委书记。

这个出国航次的任务是在湛江装载散装玉米约9000吨（麻袋拆包）直接到埃及的赛得港卸。整个航程风平浪静，对于我们初次远航的学生来说，真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们按照学校的要求，虚心认真地向驾驶员和水手师傅请教学习，平时对每位船员都十分尊重，“师傅”的称呼常挂嘴边，所以也深得他们的喜爱，很乐意教我们。

1965年10月24日离开湛江港，开始了我的远洋处女航，28日抵达新加坡加油。航行途中，我们严格执行冯大副制订的实习计划。航经新加坡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时，我们不停地抓紧陆标定位，每隔三五分钟就定位一次, 在海图的计划航线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圆圈，就像串珠珠一样。大洋航行，因没有陆标只能靠测天定位，测天在当时是驾驶员的基本功。我们向大副学测天，向二副和三副学测太阳中天求纬度，在白天里测金星，每天争取测4到5个天体。如果连续几天阴雨，不能测天，就只能靠推算船位（DR)了。船舶一进入印度洋，二副会带上水手到船尾放置拖曳式计程仪，驾驶员可根据计程仪读数标示船位，几天下来，误差会很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科技飞速发展，船舶仪器装备更新很快，都安装了GPS或北斗导航系统，24小时分分秒秒都有真实船位，给航行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劳动轮驾驶台只有一部老式的“DECCA”雷达，那可是船长的宝贝，未经船长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开启。所以整个实习来回航程中，也未见开过几次雷达。再看现在，每艘船上最少配置了两部雷达，而且都是先进的ARPA避碰雷达，屏幕大且清晰，能自动报警和捕捉选定目标，进行安全避让，24小时全天候开启，还可以安装电子海图，为海上航行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船上的电罗经是一部英国产陈旧的“SPERRY”水银杯陀螺仪。航行途中突然有一天早晨，驾驶台分罗经不转了，与标准罗经比对，发现误差变化很大，船长马上通知老电机员去检查和维修。我当时为了有素材写实习报告，也去了又小又暗的主罗经室，向电机员学习检查维修，查了一会儿也没找出原因。当他用手电筒照到下面接油池的油泥中时，我突然看见有一个发亮的小东西，用手取出一看，是个小开口销。电机员高兴地说它就是原因：陀螺仪在航行途中不停地震动，导致开口销突然脱落。重新安装后，罗经果然恢复了正常。为这事船长还表扬了我，我当时也很有成就感，虽然不是技术活，但也有点沾沾自喜。

过了印度洋、亚丁湾，进入红海，风平浪静。航经苏伊士湾后，11月16日，劳动轮经过漫长的航行，安全抵达苏伊士运河编队锚地，准备第二天早晨过河。

第二天，即1965年11月17日早晨，劳动轮在运河引水员的引领下起锚过运河。在进入运河航经陶菲克港时，报务主任陆鸿飞给我们实习生拍了一张过运河的纪念照，留下了55年前的美好记忆。但是很可惜，这张照片现在找不到了。当晚就抵达本航次的目的港——塞得港，并直接靠泊卸货，20日卸完。毕业后我在广远跑船37年，多次通过苏伊士运河，从欧洲回航时也多次在塞得港停留，也仅仅是在港口运河内系浮筒，等待编队南下过河，或只是加油水、补充伙食等，还从未停靠过塞得港的码头。而这次实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靠泊塞得港，实属难得。

21日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装回头货碎大米回广州黄埔港，一路顺利。

想过去，看现在。远洋初期由于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实力不足，远洋船舶多为旧船、二手船，出口的货物也大多为农副产品，赚取的外汇少，且多是裸装货，造成大量的货损货差，使国家和公司蒙受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再看现在，我国的远洋船舶新型多样化，不少达到世界一流，而且大部分是新船。出口的货物也不再是单一的农副产品，而是能为国家赚取高额外汇的含金量很高的货物，如汽车、火车、舰船、大型桥梁、风力发电机、大型吊机、钻井平台等等，特别是我们中远海运特运，常常是承载了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长、最高的货物。这些都是以前的我们从未想到的，而现在都成为了现实。这是新远洋人的骄傲和自豪，也使我们老远洋人感到欣慰和高兴。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并引为自豪。1966年1月13日傍晚，回航接近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时，岛上发来灯光信号，因不明白内容，大副赶忙叫我到驾驶台——灯光通讯是我的强项，1965年大连三个海上学校灯光通讯比赛，我得了第一名。通过联系，得知是岛上海军发来的，因不是英语，而是汉语拼音，所以值班人员没看出来。海军问我们船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说向工人老大哥学习致敬。通过这事，我又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感慨在学校学习时，不论是主课还是副课，都要学好，不定什么时间能用上。

1966年1月15日，我们圆满结束了这次远洋实习，恋恋不舍地离开生活了四个月，度过了四个月紧张而又充实的实习时光的劳动轮，返回学校。

1966年毕业后，我和同学李金考都分配到了我们曾经实习过的广远，继续为之奋斗终生。李金考1977年随船调入到刚成立的青岛远洋，我则一直留在广远。可喜的是，我俩都在1989年被交通部评为高级船长，直到2003年退休。

我为能在广远奋斗一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为她的发展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