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学者观点｜叶阳：生态环境法典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各位同仁：

感谢主办方邀请，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交流机会。我注意到，本次会议主题聚焦草案文本优化，从司法实践视角来看，这一主题对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法官更习惯于从解释论视角聚焦法律条文的理解与适用。按照主办方安排，我结合《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谈谈关于法典民事责任的几方面问题。

第一个是体例与立法技术问题。在责任编起草过程中，立法者采用了较为创新的模式：未通过章节区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而是在同一章节甚至同一条款中同时规定三种责任。例如第1049条、1050条、1053条，分别对三类责任的构成要件、追究时效、行政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等作出规定。起初我对这一模式确实存在顾虑，但后续研究发现，该模式或许更符合生态环境责任的特点及生态法典本身的属性，亦与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并逐步完善的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责任归口审理审判机制相契合。

我最初的顾虑，主要源于传统法律理念中根深蒂固的认知：三种责任不仅构成要件和术语表达存在差异，理论体系亦有区别，法典的这种立法模式对立法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第1049条在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中，均使用“过错”表述——需注意的是，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并非适用于所有侵权情形，仅针对特定类型侵权；行政责任通常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且《行政处罚法》中提及的“主观过错”，有行政法学者认为其内涵与民法领域的主观过错可能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统一使用此类术语时，需进一步做好协调衔接。再如第1062条涉及连带责任的表述，《民法典》中此类规定的概念内涵较为清晰，易于理解，但置于法典责任编、与其他责任类型并列时，大量出现“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连带责任”等不同层级的责任概念，可能引发混淆。

第二个问题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包括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特殊安排。在第二次审议的总则编中，第30条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公益诉讼纳入总则，并对专业化司法相关内容作出规定，这一修改具有重要意义。在各类环境责任中，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无疑最具代表性，法院推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亦是以此两项制度为基础。因此，将专业化审判、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整合于同一法条，纳入总则编的规定方案，我表示赞同。

接下来谈谈与《民法典》相关条文的衔接问题。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前，我国生态环境民事责任虽在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及单行法中有所体现，但核心规范仍集中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29条至第1235条（共7条），环境保护单行法中相关规定的适用频率较低。而《民法典》第1229条（无过错责任）、第1234条与第1235条（生态环境损害及公益诉讼）的内容，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均有体现。其中，草案第1047条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其积极意义在于能够激活《民法典》中现行的部分绿色条款——现行法律中，部分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尚未得到明确规制，例如礼品过度包装（如当前月饼包装）问题，目前缺乏针对性法律约束，仅依靠合同相对方进行约束显然不现实，将绿色低碳义务纳入法典，有利于填补这一规制空白。

但同时需注意：一是需进一步梳理绿色低碳义务的性质——违反绿色低碳义务与环境破坏行为是否属于同一责任层级？绿色低碳义务更多具有倡导性，若将其纳入法律责任范畴，是否会导致责任设置过重？实践中是否可能引发责任扩大化？这些问题需重点考量。二是《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第1071条对《民法典》第1230条关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作出了调整：《民法典》第1230条表述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而草案将其修改为“造成他人损害”。对比“造成他人损害”与“发生纠纷”两个概念，若立法者系有意作出此修改，可理解为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适用范围被限缩至一般侵权，从而排除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从功能层面看，这一调整具有合理性。三是修复责任的规范问题——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法典》需重点规范的内容，但从草案现行内容看，责任编中关于修复责任的规定较为简略，相关规范主要集中于生态保护编；而生态保护编多聚焦政府主导的生态修复工程，未对司法层面的修复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这一领域的规范是否需要加强，值得探讨。

最后谈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目前，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公益诉讼，长期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从条文位置来看，惩罚性赔偿应仅适用于普通民事侵权，且若在公益诉讼中适用，可能导致责任叠加过重（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外再增加惩罚性赔偿）；肯定说则认为，从《民法典》第1232条的表述来看，无法直接得出其仅适用于普通侵权的结论，且从体系解释角度，第1231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本身可适用于公益诉讼，因此难以直接排除第1232条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我们内部对此争议亦较大，总体而言倾向于不赞成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我个人亦认为，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民事侵权的适配性更强。

但若完全排除其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仍需考虑以下问题：其一，关于责任叠加的困惑——若认为责任过重便不能适用，那么惩罚性赔偿针对的本就是故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此类行为往往已触发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大概率会与行政、刑事责任叠加；而普通民事侵权中亦存在类似叠加情形，难道普通民事侵权中也应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其二，如何看待实践中的“倒挂”现象——普通民事侵权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案例较少（甚至无适用案例），反而在公益诉讼中适用较多？其三，惩罚性赔偿是否在特定情形下具有填补功能？实践中，惩罚性赔偿有时不仅承担惩罚功能，还兼具填补损失的作用。其四，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公益诉讼中的运行情况如何？是否确实加重了行为人的责任？目前尚缺乏针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期待各位同仁共同参与探讨。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问题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因时间关系，我的分享暂到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