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投资—非洲版》2017年第4期
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2016～2017：
增长动能之变化及有关合作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下称“撒南非洲”）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尽管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非洲经济增长率在2000年～2005年和2005年～2010年分别保持在5.56%和5.04%。即便是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2013年间，撒南非洲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然而自2014年以来，撒南非洲经济增速开始逐步下滑。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2017年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14年～2016年间，撒南非洲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7%、3.1%和1.5%。同时，世行也预测2017年～2019年撒南非洲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2.9%、3.6%和3.7%，2016年或成为“探底”之年。
在新世纪以来撒南非洲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能矿产品出口成为许多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并由此带动了跨国直接投资的激增，引领了该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然而受2013年美国逐步退出美元量化宽松政策、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全球大宗物资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国际性因素已经“由正转负”。各国正在努力适应国际贸易下降、外国投资减少以及大宗产品需求和价格低迷的全球经济现状和趋势，撒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引擎正在“由外转内”，即由国际因素转为地区或国家内需为主导。因此，从历史上看，2016年～2017年也或将成为撒南非洲经济动能转变的“分水岭”。
一、能矿产品出口对经济发展作用下降
2016年，除喀麦隆、刚果（布）等个别国家外经济保持增长态势外，撒南非洲以能矿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家经济增长均显乏力。非洲主要经济体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4%。石油出口国（包括尼日利亚、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加蓬、乍得）经济增长率从2015年的2.9%降至-0.2%，其中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7%和0.4%。在矿产品出口国中，刚果（金）和莫桑比克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7%和3.6%，矿产品价格和需求走低也严重影响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从埃博拉疫情中实现恢复性增长。
能矿产品出口低迷影响了各国经常性项目平衡。南非经常性项目赤字增加，达到GDP的3.5%；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赞比亚等国经常性项目赤字保持高位并有持续扩大趋势。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则是依靠缩减进口来改善经常性项目赤字。能矿产品出口放缓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也导致有关国家失业率上升、国内消费下降，其中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失业率分别由2015年同期的25%和10.4%上升至2016年的27%和13.9%。
由于出口创汇能力下降，撒南非洲能矿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显著降低。较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的主权债券发行遇到障碍，2016年仅有南非和加纳成功发行主权债券，基于能矿产品的跨境贸易融资也显著下降。由于能矿业是撒南非洲吸引外资的主要部门，在投资吸引力下降后，2015年撒南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增幅由2010年的8%下降至不足0.3%。
经常性项目上升和外资流入减少，增加了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等撒南非洲主要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压力。其中，尼日利亚在2016年6月宣布放弃钉住美元政策后本币贬值幅度达40%，莫桑比克本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则高达50%以上。为维持汇率，很多国家外汇储备大幅下降，安哥拉和尼日利亚2016年外汇储备比2015年下降超过17%，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国外储降幅则超过30%。由于货币贬值，再加上干旱等因素影响，很多非洲能矿产品国家出现了大幅度通货膨胀。其中安哥拉2016年通胀率高达41%，加纳、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国通胀率也超过15%。
综上可以看出，撒南非洲以出口能矿产品为主的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贸易和投资下降、财政短缺、外汇编制、国内投资和消费不振的局面，很难再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强劲的拉动作用。
二、新的增长动能对经济发展作用初显
撒南非洲2016年的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出口国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例如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均保持了6%以上的经济增速，能矿产品保持低位大幅降低了其经济发展成本，其国内基础设施和个人消费均具有较强活力。另一方面，一些基本商品依赖进口但居于贸易枢纽位置的国家，例如毛里求斯和佛得角等，也都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增长能力，在旅游、吸引外资及国内消费等方面表现较好。
由于进口成本降低，大部分农产品出口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能够保持稳定，同时贸易额有所上升，并继续吸引外资流入，进而保持汇率稳定和较低的通胀率。例如肯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国以及中部、西部非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部分国家，都实现了对国内的利率、本币汇率以及通胀率的有效控制。埃塞俄比亚等国为促进经济增长，还采取提高政府债务、扩大财政赤字等方式增加国内投资，以期利用能矿产品价格较低的时机加快农业和工业化进程。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展望》对2017年撒南非洲经济发展预测也指出，非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国的增长速度高于能矿产品出口国。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国实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能矿产品国家为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和需求下行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会促进经济增长。尼日利亚汇率改革和减少能源补贴的政策有利于中长期本币稳定，并在油价逐渐稳定的情况下会增加国内收入，促进政府公共支出上升和经济增长，其鼓励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也将逐渐发挥作用。加纳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有利于减少财政开支，稳定经济以及恢复投资者信心。在矿产品价格上涨情况下，埃博拉疫情后的恢复重建将促进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经济发展。莫桑比克促进天然气开发的有关政策也将有利于吸引投资进入。
因此也可以说，撒南非洲经济增长动能由能矿品国家转向农产品国家，由国际因素转向国内因素。
三、撒南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发达工业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看，通常会典型地或非典型地依次经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五个阶段或类型。而对于多数撒南非洲国家而言，目前普遍还滞留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阶段，即主要矛盾为快速增长的人口同落后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以及粮食危机不断出现。
在21世纪前十余年中，部分非洲国家在国际能矿产品价格高企和需求旺盛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并未成功地启动现代工业化进程，未能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大规模转化。因此当能矿产品出口创汇能力降低时，曾经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能矿品国家便难以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发展。而仅靠农产品出口是难以实现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积累的。
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撒南非洲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撒南非洲进一步参与国际市场的关键，也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尽管近年来非洲农业产出不断增长，但更多是因为耕种面积的扩张而非农业技术的提升。除了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加强流通环境建设、强化电力和物流基础设施等措施外，撒南非洲还需要积极引入农商业跨国投资，以更好地对接全球价值链。近年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均从中获益。
基础设施是非洲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大瓶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南非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成本都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撒南非洲很 多国家城市化率低、人口居住分散、工商业中心缺乏统一规划等因素造成的。在当前形势下，撒南非洲很多国家财政收入受限，必然会影响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一段时间基建项目会下降，并进而影响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增加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是撒南非洲面对的重大挑战。近年来，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2015年，非洲的FDI流入量下降7%至540亿美元，2016年，流入非洲的FDI下降了5％，为510亿美元。尤其对于撒南非洲产油国而言，外国投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外资占GDP的比例由2004年～2008年的2.5%下降至2010年～2015年的0.4%。虽然2010年～2015年撒南非洲石油进口国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约占GDP的3%），但毕竟能矿品国家是吸引外资的主力，这为撒南非洲吸引外资带来新的挑战。
四、关于中非合作的若干建议
随着撒南非洲增长动能的转化，中非合作也必将出现新的特征，中国企业需要把握发展大势，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够取得良好合作效果。
一是转变基础设施合作模式。在20世纪前10年间，由于撒南非洲能矿产品国家经济强劲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我国企业发挥能力优势，在非洲交通、电力、水利、房建、施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大量合作，其中合作重点多集中在能矿产品国家，“安哥拉模式”和“苏丹模式”就是典型代表。由于能矿产品价格和需求下降，“基建—金融—能矿”的合作模式适用范围越来越窄，在能矿产品国家能够承揽的大型项目数量也不会如此前那么多。
与此同时，撒南非洲农产品国家及石油进口国的基建项目数量会呈现上升态势。但在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应支持两个重点：一是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区域交易中心的形成；二是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与沿线农产品加工业和制造业发展联动互通。这客观上要求加强规划，重视基建项目的经济收益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强农业和制造业投资。“助力非洲实现农业和工业现代化”是中非“十大合作计划”的核心内容。在农业方面，撒南非洲国家为实现粮食安全以及增加出口，将增加对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以及相关国际贸易项目的投资和政策支持。我国企业可在现有农业技术、农机设备等合作项目基础上，推进互联网、无人机、大数据以及先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对非投资合作，在助力非洲外向型农业转型升级方面获得新的商机。
在制造业方面，应当说以东部非洲埃塞、肯尼亚、坦桑、卢旺达等国为代表的能矿产品进口国家已经逐渐开始工业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我国先进制造业优势，提升合作产业的档次，加大对智能制造、精益加工、新技术、新材料等产业的引导力度，将其产业转型升级纳入我国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框架中，在下一轮的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
三是重视现代化贸易枢纽建设。在非洲“贸促指数”最高的10国中，东部和南部非洲集中了其中8个。建议与东部非洲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国开展促进区域贸易水平提升的投资合作，注重通过产能合作提升当地制造业水平等，共同拓展欧美市场。加强与南非及周边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莱索托等国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形成辐射全球的贸易能力。加强与毛里求斯的战略对接，建设连接东南非、中东及亚洲的印度洋贸易枢纽。
同时，在加强中非经贸合作过程中应“借力而行”，加速三方贸易通道建设。应出台专项政策，鼓励有关企业开展转口贸易，增加对欧美出口；鼓励有关企业对非洲贸易环境较好国家中的优势贸易企业开展收并购，快速构建贸易渠道和平台。加快中非间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合作，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将自贸区规划与产能合作有机结合，为提升贸易能力提供保障。
四是加强“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的战略对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快速推进。同时，在中国的支持下，埃塞—吉布提和乌干达—肯尼亚经济走廊逐渐成型。加强三大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逐渐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拓展中巴经济走廊发展空间的必要举措。可重点在以下方面开展对接合作：
加强三大经济走廊向发达国家和中东国家的出口，增加三大经济走廊之间的国际贸易，优化中国与各经济走廊的贸易结构。引导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促进跨国投资。利用好“非洲—欧美”和“巴基斯坦—海湾国家”两大贸易通道，促进国际产融结合；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形成技术产业梯次布局，加强金融支持，积极吸引发达国家投资。继续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包括瓜达尔港及港陆联运通道，亚吉铁路沿线工业园区，蒙巴萨港、拉穆港及蒙内铁路沿线产业带，以及各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