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是学术水平的重要体现形式,而不同研究者的发文频率和质量也大不一样。Nature杂志近日进行了一次调研,他们从Scopus数据库里找到了2000年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发布超过72篇文章的作者(约等于每5天发布一篇论文),发现符合这个超高产标准的有超过9000位。
这一结果让Nature非常震惊,于是他们详细分析了这9000多位作者的数据信息,并由此研究了他们背后的科研圈。
绝大多数高产作者(7888名,占86%)发表的是物理论文。在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领域,有一些项目是由超过一千人的大型国际团队进行的。所有成员都会署名为作者,表示他们是团队的一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撰写或修改了论文。因此,我们排除掉了物理领域的作者。
在剩余的作者里,有909人有着像中国人或韩国人的名字。因为Scopus无法精准区分这两种名字,因此有可能错把几个不同人的论文归入一起了。
如果仅限于2016年的话(这一年对中国人和韩国人名字的辨识算法改进了),有至少12名,也可能是20名以上的高产作者来自中国,在当年居于所有国家之首。我们认为这可能和中国对发表论文给予现金奖励的政策有关。
考虑到人名辨识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后续的分析里也排除掉了这些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排除了团队署名、错误(例如期刊新闻误被分类为完全论文)、重复的论文条目、或是被误归入会议组织者名下的会议论文。
这样就剩下265名作者。在排除掉各种不适用情况之后,高产作者的数目从2001年到2014年增加了20倍,之后就没有继续增长(见图“高产作者数量激增”)。与此同时,论文作者的总数只增加了2.5倍。
大约一半的高产作者都是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101名医学领域,11名健康科学领域,17名大脑科学领域,6名生物领域,3名传染病学领域)。当我们去除会议论文以后,大概三分之二的作者属于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86/131)。在265名作者中,154名都在连续两年中以每五天一篇的速度发表文章;69名在四年间都保持了这样的速度。在这些文章中常见到10-100名作者,尤其是在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但是像量子物理方向那样有几百个作者的情况却很罕见。
材料科学家井上明久(Akihisa Inoue),日本东北大学的前主席,多个知名学会的成员,也在统计名单之中。他在2000到2016中的12年间都满足了我们对于多产的定义。自从1976年开始,他的名字出现在Scopus数据库的2566篇论文中。他也撤回了与之前发表过的文章有重复的七篇论文。我们在谷歌里搜索了接下来20名高产作者的新闻文章,来检查是否有重复撤回,发现了另外一位作者(Jeroen Bax)也有一篇撤回文章。
265名高产作者分别在37个国家工作,最多是在美国(50名),然后是德国(28名)和日本(27名)。这些作者在美国的占比(19%)大于与美国在科学发表的总占比相同,而日本和德国则超出了比例。众所周知,马来西亚(13名)和沙特阿拉伯(7名)拥有更多的高产作者,这些国家都是用现金奖励来激励发表的国家。
高产作家也更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机构,他们经常参与共同研究课题。比如说荷兰的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荷兰语: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英语: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简称EUR)拥有9名高产作家,比其他任何机构都要多。其中七位作者主要是参与“鹿特丹研究”(一个有着近30年历史的流行病学项目)或其后续的研究有关的论文。这些研究采用数千名老年人的多种健康参数,并发表了几千篇文章。
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的五名高产研究者,也是因为常常共同发表著作。还有11名来自不同机构的高产作家参加了同一个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是欧洲癌症与营养调查研究。其他大型流行学的研究也有同样的特征。高产作家同样也集中在心脏病学和晶体学中。
这些生物和医药方面的高产特征展示了与高能粒子物理领域不同的模式。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俗称: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是世界上最大型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也是万维网的发祥地 ),拥有成百上千名作者的论文在这种数千名科学家的机构中很常见,在晶体学中,论文的共同作者往往很少。在流行病学和心脏病学,长长的作者列表一般出现在特别研究团队中出现,他们似乎有长名单论文作者的传统。
这引起了一个问题:作为作者到底需要做什么?比如,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对符合条件的研究活动有制定指导意见:积极监督,设计和做实验,在基础工作之外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并起草手稿。
募集资金或者远程指导不符合条件。最近在一次涉及多处地域和学科的近期调查中, 6000名作者中的大多数认为起草一篇论文,解释结果,分析数据才可拥有作者资格,但是不同地区和领域的态度各不相同。
可能最被广泛认定的作者身份标准是1988年的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in 1988)发布的温哥华标准(Vancouver Criteria)。指出作者必须做到以下四项才能被认可:参与设计或执行实验,处理实验结果;帮助撰写或者修改手稿;确认最终发表版本;对文章的内容负责。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不认为监督、指导或者提供资助能成为作者。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作者在正式授予教授、担任系主任或两者兼而有之后,变成超高产(hyperprolific)作者。
对于大型中心担任领导角色的科学家来说,通常需要加速研究产出。例如,担任主任职务的临床心脏病专家发表的论文更多(尽管他们肩负着沉重的临床工作和行政职责)。有时,这种增速令人震惊:在高峰期,一些心脏病学专家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比他们在35~42岁时同期增长10倍到80倍。当他们将职权授予继任者之后,论文发表的数量往往急剧下降。另一项研究在二十多年前也揭示了同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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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是一些超高产作者在同一本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特别明显的是《晶体学报E辑:在线结构报告》(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2014年重新启动为带有简要结构数据报告的《E辑:晶体通信》(Section E: Crystallographic Communications),现通过IuCrData进行投稿)以及Zeitschrift für Kristallographie New Crystal Structures(“时代”杂志 新晶体结构,SCI期刊分类:化学(化学-晶体)/物理(物理-晶体)4区;小类:晶体学4区,中科院JCR分区:大类:化学 4区;小类:晶体学4区)。
有三名作者(Hoong-Kun Fun、Seik Weng Ng和Edward Tiekink)均在前者发表了600多篇文章,还有三名作者(Karl Peters、Eva Maria Peters和Edward Tiekink)均在后者发表了超过400多篇的文章。另外,有三名作者(Anne Marie Api、Charlene Letizia、Sneha Bhatia)在一本专注于香味材料评论的《食品和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stry Toxicology)增刊上发表了许多篇的论文。
Scopus数据库索引的期刊通常被认为是高质量的期刊。一般超高产作者的引用影响就很高,但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每位作者被引用的中位数是19,805次(范围:380至200,439次)。每位超高产作者在2000~2016年之间所有论文的中位数是677篇,其中在所有的超高产作者中,最后作者的占比达42.5%,第一作者占比7.1%,单一作者占1.4%。
这些年来,有中间作者(即,不是单一作者,也不是第一作者或者最后作者)的论文比例的中位数为51%,但对于每个作者而言,论文比例的中位数从2.1%到98.5%不等。
我们承认,我们鉴别超高产作者的方法着实有些粗糙。我们的希望是能引起更深刻的思考:作者署名代表的意义。对于每位作者和每篇论文,以及如何来证明作者署名不可避免存在差异,其规范也因领域而异。
可能有些作者会作弊,通过胁迫或作为一种恩惠而获取作者署名。我们无法从数据中评估这些现象。我们也没有检查贡献者声明,因为它未收录在Scopus数据库中。尽管如此,贡献声明也可以作弊,也可能不准确。
接下来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这些数据更好的规范化,以及确定最佳的标准化水平:例如,对学科范围、相对狭窄的研究领域或者深度特定的研究团队进行调整。
为了更好地理解署名规范,我们向2016年的81名高产作者发送了电子邮件问卷,询问他们是否符合所有四条温哥华标准。在作答的27人里,大多数说自己不符合(见“问卷调查”)。几乎所有回答者都来自于美国或欧洲的研究机构。唯二来自于其它地区的作答者都说自己在大多数论文里都不符合温哥华标准。问卷可能低估了不符合温哥华标准的占比。
2016年,81位超高产作者在被问及他们是否经常能满足医学研究作者署名的4项标准时,三分之一的作者回答了这一问题。在应答的27位作者中,19位作者承认他们在至少25%的情况中没有达到一项标准。11位写到他们25%的情况下没有达到两项或者更多的标准。
在论文概念或设计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或者承担研究数据的收集、分析或解析工作。(27人中有9人在不到75%的论文中符合此标准)。
起草论文或者对重点知识内容做出批判性修改(27人中有9人在不到75%的论文中符合此标准)。
确认最终发布的版本(27人中有3人在不到75%的论文中符合此标准)。
承诺对所有研究工作负责(27人中14人在不到75%的论文中符合此标准)。
不是所有作者都审核了自己论文的最终版本,但是都认为这么做是署名所必须的条件。59%的回答者(27人中有16人)说自己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里,自己的贡献比其他署名作者贡献都高的论文占25%以上。
问题:用你自己的话说,你认为署名的标准应该为何?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可以总结为“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也反映出了关于署名权归属的不满之处。一位科学家说:“我个人不会把这些论文认为是‘我的论文’,也不会写到我的简历里,因为‘署名作者’和‘团队全员署名’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另一位作者指出,署名经常和资历挂钩。也有作者认为应当有更清楚的区分:“我认为署名应该分等级——而不是通过署名顺序默认出的等级!”
一个有趣的观察方向是,标注贡献的新方式对署名标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例如数据引用或正式的作者贡献分类。署名标准在同一领域内甚至同一团队内都会有区别。例如,传染病学和心脏病学的一些团队显然在署名上就更大方,其他团队就采用更严格(可能也更合适)的署名标准。
对于同样的任务和贡献,某个队列研究可能会给20人署名权,而另一项研究就只给3个人,甚至一个人都不给。例如,全基因组研究通常会包含几十名作者。但有一个惊人的反例,最近有一篇全基因组论文只有一个作者,看起来这名研究员做的工作量放到其他团队发表的类似论文里能让十几个人拿到署名权。一些证据显示,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出现增长,其中体现的并不是团队里需要更多科学家做工作,更多的只是“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所致。
常用的引用数和影响力指标都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如果增加更多作者会使每个作者的贡献度缩水,那么不必要的多人署名就会减少。我们发现,在似是通过共同署名获得好处的30名高产作者里,有6名心脏病学家和24名流行病学家(其中包括研究群体遗传学的)。(这些科学家的H指数相对于按共同署名调整过的H_m指数的比值较高。)
总体而言,这些高产作者可能包括了一些最为活跃和优秀的科学家。但是,这种发表论文的模式也可能反映了学科中的特殊规范,甚至更为严重的现象。对署名权的定义过松,以及将对研究者的评价简化为数论文都会影响到论文的署名。我们仍然需要根据各学科的规范,具体考察每个科学家的总出版产出。当然了,最有效的还是去读读这些论文,理解作者到底做了什么。
文章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6185-8
资料来源:Nature自然科研、大数据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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