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形势日渐严峻。在严格的刹车式人口政策管控下，“未富先老”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少子化、快速老龄化、年轻劳动力缺失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人口学的核心观点“适度人口论”的说法也在不断调整，从对“人口爆炸”的忌惮转换为对“人口萎缩”的忧虑，40年弹指一挥间而已。彼时的人口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可能万万没想到，“工业化是最好的避孕药”“学历越高生育越低”的魔咒，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多子多福生育观中迅速发挥了药效，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不再盼结婚更不想生育了。从前，生养孩子是一种投资，无非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如今，高昂的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让生孩子变成了消费品，甚至有了奢侈品属性。2012年英国《经济学家》就已刊文讨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预判到人口问题可能是中国这个超级英雄的致命弱点。
2017年，我们在做《江苏教育现代化2035》规划时，第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要预判17年后的人口结构，根据未来的人口情况办学校调布局。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对人口的预言主要基于某个给定的人口增长率，而且将是一个逐渐放慢、斜率降低的增长率。像“碳达峰碳中和”一样，人口规模可能将在21世纪达到峰值，不会无休止地越来越多，联合国预估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在2050年出现下降。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转负。
在数量不能增加的时候，只能在存量中挖掘质量，把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这意味着教育部门必将推进供给侧改革，要从“有学上”转换为“上好学”，要办出世界上规模最大并且质量最好的教育体系，解决好教育类型、区域、群体、层次、生态等方面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等现实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