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缺专业服务
从成果转化模式来看，主要分为专利技术转让、自办实体（衍生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国家级及地方大学科技园区、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科技成果交易市场、技术市场等）、大学资产经营公司等。从专业服务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支撑保障能力还不强。
(吹空调的草莓大棚）
4.1 缺少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
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涉及技术配套、市场开拓、资金等多种因素，不同于一般的科研管理，需要成果开发方与技术应用方从技术、生产、市场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显著的交易成本，显然很难由科研人员凭一己之力、单方面独立完成。因此，急需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保障，急需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提供专业化服务。
国外大学的技术转移，通常采取建立内部技术转移办公室（例如美国斯坦福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独立的技术转移公司（例如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耶达技术转移公司）、委托社会机构等形式，逐渐形成了职业化的技术转移经理人队伍。例如，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每个联邦实验室必须设立研究与技术应用办公室，拥有200名以上工程技术人员的实验室必须至少提供1个技术推广专职岗位。美国17个联邦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国家技术转移网络，欧盟成立了创新驿站，成为连接企业技术需求和大学、科研机构的桥梁。
技术转移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意义非凡。不难发现，在中国凡是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较好的高校，普遍都设立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技术转移机构。例如：清华大学与产业界合作建设“联合共建类科研机构”，搭建技术转移体系和技术转移研究院，成立校地合作办公室，精准布局推动科技成果落地；浙江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了50多家区域技术转移中心等。但是这样的机构还不足够，据统计，2020年高校样本（735所高校）中，建立专职管理技术转移机构的占比44.2%；建立兼职技术转移机构占比45.7%；尚未建立相关机构的比例为10.1%。已建立的机构也不同程度存在服务种类单一、集成化不强，人才储备少、职业技术经理人不多，专业化服务能力不强、工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难以抗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之煌煌大业。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作为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的重要举措和明确任务。2020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高校中培育发展一批运行机制灵活、专业人才集聚、服务能力突出、高水平运行的技术转移机构。
4.2 缺乏法律体系保驾和法律意识护航
技术转移涉及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仲裁法、使用权、著作权侵权、保密义务等等。目前还缺乏统一、有机、针对性强的技术转移法律体系，且国民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度不高，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例如，在涉外的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引进过程中，不少企业个人因为法律意识不足而吃了闷亏。
虽然与本章所述内容有所偏离，不属于高校知识成果转化范畴，但忍不住花笔墨提及。根据我们在做化工产业规划的调研时所看到和了解到的，国内很多企业容易见物不见人、见硬件不见软件，对进口设备的硬件部分锱铢必较，但对技术服务、售后支持、软件程序等软件部分不太重视，结果重金引进技术后，不但研发能力无法提升，而且常被外商算计，花高价买来的设备无法技改升级，变成破铜烂铁。类似情况在化工、冶金和煤炭等领域的技术引进中屡见不鲜，由于忽略了软件部分（只占技术引进费的5％），使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自制能力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更甚者，有时引进的是国外因为环保等缘故被淘汰的落后生产线和生产工艺。欧洲的化工产业能保持山清水秀，固然有其善于治理的因素，但是很多重污染产业链实则是“技术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连带着把能源浪费、碳排放激增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转移”了过去。
以西方为例，在技术转移制度安排上已有成熟经验，并且将高校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视为作为公共机构服务社会之职责所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通过《拜杜法案》等的制定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在国内和国际对技术转移进行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条款，成为保护性管辖的“核武器”。诸如我们在中美贸易战中经常看到的“301条款”“306条款”“337条款”等，指责我国强制技术转让，涉及违反了TRIPS协议等等，前车可鉴。完善国内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法律制度体系，提高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意识，是提升自主创新体系化能力的应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