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老师乔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提过。乔三十年前来到西安教我们英语，身为美术系教授的乔（下图为乔的绘画作品）并不是专业的英语老师，他们夫妇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传福音。
乔老师所宣讲的，包括给我们发的圣经，其实我们大部分学生当时并未很在意，但他们夫妇活出的生命却让我们由衷地敬佩。乔夫妇唯一的儿子十八岁丧命于车祸，但他们却相当释然：儿子只是比我们早进天国而已，我们迟早会在天国再见。
乔老师的生命力量更多体现在对我们这帮陌生学生的爱上。乔老师曾从美国筹集了一箱箱的英文原版书运到西安发给我们读。有一次看到我们宿舍卫生条件简陋还写信给校长，要求校长将校园里的喷泉用水改用在缺水的宿舍厕所中。现在想来，所谓的人权不过是人最基本的体面与尊严了。校园再美，那都是给外人看的。
最感人的是他们学期结束要离开的一幕，乔老师将我们三个班六十多个学生召集在学校最好的饭店，那是我大学四年期间吃过的最丰盛一餐，而乔老师当时的感言仿佛言尤在耳：同学们，我将你们视为我的孩子，多么希望我回去的飞机足够的大，可以将你们都带走。
乔的这句话是有切肤之痛的，这一点我是二十年后在德国读到他寄来的他母亲的自传才明白的，那是一个更为感人的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乔才出生六个月就随父母来中国（下图抱着的就是乔），定居在一个迄今国人都不太熟悉的小城市：安徽的亳州。在她母亲的自传《中国的曙光》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关于他们在中国的养女Dora的故事。
日本入侵的年代，一次炮火袭击之后，一位母亲不幸遇难，旁边躺着出生才几天的女婴和惊魂失魄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试着用嚼碎的干粮来喂她，由于无法吸收，父亲最终决定放弃自己赡养。幸好碰上了我老师的母亲，就被收养了。当时正值圣诞前夕，他们家的四个孩子正企待着圣诞礼物，结果母亲领来了这么一个小妹，他们便欢天喜地把小妹作为最好的圣诞礼物了，故而给她取名Dora，因为希腊文里Dora的意思就是礼物。
小Dora在他们家里健康而快乐地成长着，很可惜，由于签证的原因，他们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时无法将小Dora带回美国。这一别，就是六十年。现在Dora也年过七十，中文名为李永红，是一个有着四个孩子的退休老师。八年前我乔老师在邮件中告诉了他们在美国团聚的喜讯，那时还上了当地Clayton Tribune (克雷顿导报) 的头条。时隔六十年，这对异国兄妹终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重逢了。乔与李老师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分离之后的思念之情一点不比血肉同胞差。
（第二排右边的就是乔，前排右二是Dora）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辗转旅行，当车子开上他家所在的小山坡时，我的心就激动得怦怦直跳。
见面的那一刻，乔展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说道：我现在知道上帝为何还要多给我几个月的生命了。我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之后的合影，晚餐，交谈，三个小时的欢快时光转瞬即逝。
道别的时刻，乔与我拥抱了三次，最后一次附身低语道：我们下次拥抱一定是在天国的乐园里。这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刷刷地直流。乔将我们送到门口，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我们匆匆地钻进了汽车。雨点刷刷地敲打在窗玻璃上，山林在暮色中越发沉寂了，可我的内心却无法平静，久久地，我陷入了沉思。
乔的父母，放弃稳定的生活，远涉重洋，拖着四个孩子来到贫穷国家的一个小城。放在今天，很多中国大城市的人都不愿去亳州这样的小城扎根生活的，更何况那时还是一个战乱的年代。是他们坚定的信仰在呼召他们：每多向一个中国人传福音，天国就多一个逃离地狱之火的上帝子民。
我们常常用自己实用主义的逻辑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其实人家就这么简单，图的只是灵魂救赎。为此，他们投入了前赴后继的生命以及大批的资源建设，比如今天的协和医院，以及曾经蜚声海外的燕京大学（北大与人大的前身）。民国时期最好的大学与医院都是教会启用母国的资源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乔一家的故事只是国外民间支援的一个缩影，但却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触摸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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