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业化”三个字，中国人曾错过了它，渴望它，如今最突出的优势同样在于它。不难理解中国人对工业的热爱，是从清末就开始的共识，毕竟“船坚炮利”的沉痛教训国人不会忘记。后来毛主席说的“落后就要挨打”，大体上还包含“工业落后必定挨打”的意思，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就像伯格森笔下的生命哲学，沿着内在冲动的泉流，不断遭遇并冲破阻挠，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最终突破物质障碍，实现生命进化。从清末模仿西方搞洋务运动，官办国有、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开启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效仿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铁腕施策加码重化工，在国家主权和国防的角度夯实国力；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和民营企业相继崛起，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在需求牵引下解决了商品短缺问题；以1996年长虹电视滞销为标志，开始逐渐进入过剩时代，国有经济改革应对考验；世纪末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推进“995工程”开展高精尖国防创新；04年苹果智能手机出世，进入创新引领消费阶段。在时代的绵延中，不断做精生产和消费细节，培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做强工业化水平。
今天的国人，随便走到全世界哪一个城市，拿起一件商品，看看上面的产地标签，就能感受到这股来自“made in China”世界工厂的冲击波。
但是工业化尚未完成，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遭遇更大挑战。西方工业化过程显露的弊端未能完全规避，家底还不足，实力还不强。例如，地区和行业发展极不平衡，自然资源的挤兑，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产业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
更重要和致命的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附程度高，产业“高端卡位”和“底部挤压”并行，给制造业带来显著的外部负效应。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疫情蔓延，经济恢复缓慢的情况下，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重视本土化、区域化、强调再工业化，乃至抑制后发国家。当扩张资源获得动量的道路受阻时，世界零和博弈的局面势难避免。例如，利用绿色低碳来构筑经济贸易壁垒和技术门槛等，这些做法相当于发达国家自己攀登了高峰之后把梯子撤掉了，又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试卷难度。中美僵局持续升级，从贸易领域拓展到科技、人才、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美国利用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来进行“高端卡位”，力图将中国压制在产业链的最底端，甚至通过政治、金融、军事等手段干涉产业链运作，对产业链企业进行精准打击、极端施压，欲与中国全面脱钩。在中国的很多制造业领域，再单纯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蛙跳”之路已经无路可走。与此同时，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链在成本压力下向周边新兴经济体转移，呈现出“底部挤压”局面。
生命如流，有低回和涡旋更有激流。我们有14亿人，规模相当于欧洲（8亿）和北美（4亿）的总和，将赋予产业强大韧性并定义新的样态，激扬着未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