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化学有一门必修课叫做分析化学，其中有一项实验操作叫做“滴定”，就是把两种性质相反的溶液逐滴混合在一起，达到恰好完美的中和状态。在具体操作时，这个完美中和的临界点，就是整个滴定过程最为精妙之处。正所谓于细微之处见风范、于毫厘之间定乾坤，需要以半滴作为基本单位来确保精细度，一不小心手一抖、滴一整滴进去的话，计算结果就不准确了。记得当时教我滴定操作的老师是个宁波人，他说的“加一点”和“减一点”，当时在我听来几无二致，可想而知其结果之惨烈了。这门功课不幸得到了该学期唯一的B+。
用化学滴定法来隐喻文明的互鉴融合，是英国人李约瑟的创见。他本人就是化学家，同时也是大名鼎鼎“李约瑟之问”的出题人，曾花了五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科技史，写下了厚达数十本的浩瀚巨著《中国科技文明史》，探讨中国科技的发展过程。
因为文化和治理逻辑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世界的发展路径分野，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两大文明世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强调自下而上，注重个体和自由，内赋分离基因，注重法治和契约精神，选择了做开放性的耗散系统，对外吸取环境的负熵流来对冲内部熵增，走的是外向型、发散型、创新型发展逻辑；中国文化强调自上而下，注重宏观层面的中庸、和谐、包容和韧性，崇尚集体主义和社会凝聚力，擅长收敛聚合精耕细作，重视对内治理做精负熵，走的是内向型、收敛型、治理型发展逻辑，并且这个过程具有生物体的演化特性，是持续的、柔性的、自我迭代的螺旋式体制变革。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将中西方的差异，形容为国际象棋和围棋之争。西方的国际象棋是决胜决战，要求目标专一，认为战略自成一体，与政治无关；中国的围棋是持久战，强调战略灵活性和系统思维，要在政治和心理等方面取得体系化优势。
这两个迥异的文明逻辑，在低分辨率的农业社会难分伯仲。实际上是从16世纪开始，中国才一步步地错过了科学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浪潮之巅，错过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先机，丧失了领先地位逐渐掉队。如果比对一下历史年表，可以看到牛顿和康熙，亚当•斯密和乾隆、拿破仑和嘉庆、黑格尔和道光是同时代人，在500年西方不断多元迸发繁荣的时候，中国的史书还停留在帝王将相和金戈铁马。
文明的大势是中西的互鉴融合，是文明的中和滴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熵增和交易费用不断上升，到了知识社会，最稀缺的要素，是有效信息和创造力，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让中国式的“大道至简”大有可为。《孙子兵法》说，“以治代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把西方智慧融入东方文明，集双方所长，汇共同价值，合流西方的创新开拓、诚信守诺和东方的善作善成、天人合一，为物化世界赋予生命意义，在否定之否定中推进文明基本范式的转移。
回顾十七年前去新加坡读书之时。中国经济刚刚起飞，即便奖学金丰厚，一旦乘以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后顿觉心疼，节衣缩食、勤俭度日，是每个中国留学生的必修课。当然这待遇比上世纪的留学生已不可同日而语。彼时留学生经常说一句话：在国外“好山好水好寂寞”，回国后“好脏好乱好快活”。现在上半句继续成立，下半句却已渐成过去式。近来国内的脏乱和环境污染现象改观很大，很多经济发达省份的县级市干净漂亮，非常宜居。
很多人说：在国外去得越多、待得越久就越爱国。爱国固然有很多因素，但日益增强的自我认同和民族士气是重要源泉。十年前，美国的商店开始用中文招呼“欢迎光临”，约莫着就是国民自信的拐点。一个向上攀登的民族值得拥有自信。《现代汉语常用词表》（2021）中列出了中国人的十大形容词：大、多、新、高、许多、重要、老、全、美、快，欣欣向荣之态可窥一斑。尤其是初生牛犊的90后、00后，民族自信心更为强大。女儿小学时曾跟我一道在美国读书，在最富裕的湾区，彼时中美国力固然有差异，但至少在数量级上可以合并同类项进行比较了。她们对美国评价是客观中肯的，不似上几辈带着晕轮效应。回国后决意参加高考，应该是用脚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马丁·雅克对中国颇多赞誉并寄予厚望，他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且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需要从异质文明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中国。他对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高度认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相当成功，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在制度的自我重塑、自我革新，与时俱进、着眼未来方面有着突出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