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因为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而拥有了使用技术的能力，但普罗米修斯却因此遭受宙斯的处罚，被绑在高加索山，忍受风吹日晒和鹫鹰啄食。这是个希腊神话，但形象地说明了技术是浮士德式的交易：既是解决问题的解药，又是带来问题的毒药，对人类具有反噬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如今，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标准化、一体化、机械化、同质化、自动化、控制论等词汇紧密联系起来。自然科学由于显性的形塑力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逐渐使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处于弱势。人们逐渐用理性代替了上帝，开始信仰科学技术。于是乎，技术主义成为很多人头脑中的新世界观，把自然科学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和标准。强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注重技术上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认为量化是最佳分析工具，把增长率作为最高行动目的，无数据不决策，无定量不科学，不相信自己直觉审美的眼睛，却坚信演算出来的“黄金分割率”。更进一步地，又出现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技术理性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技术沙文主义、极端现代主义等分身变形。波兹曼把这类人调侃为“技术爱慕者”，说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
话说回来，英文中的“Science”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专门的知识”“个别的学问”。即从词汇源头就有“分科而学”之意，带着工业文明的烙印。严复曾用“格致”与之对应，至于到19世纪改为“科学”二字，是辗转自日本人于明治维新时候创造的和制汉语。至于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科学”，最早能查到来自于唐末文献，是“科举之学”的缩略，与现在的含义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相反，那些质疑和棒喝技术主义者则认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一是担忧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不当运用导致安全风险。风险和创新同时存在，因为任何技术都存有正反两面性。例如核能、基因编辑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的风险，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伴随的难以管控的信息病毒、信息垃圾、隐私泄露、黑客水军、网络战争等，限制着和冒犯着人类的基本权利。
二是担心过分追求技术抑制人性、将人物化。技术拒斥情感、拒斥善恶，忽略人类价值和伦理道德，把人仅仅看作是劳动者和消费者。七情六欲的人被还原成了工具人和人力资源，蜕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参数、一个计量单位、一个技术零件，人生的成功被定义为财富的增量，发展模式被设置为无节制的扩张，加剧着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三是担心数字技术侵蚀人们的社交生活。互联网本身是个强干扰系统。有一个比方，认为如今的某些推荐算法和中世纪的魔鬼高度神似，以更高的精准击中人类的弱点和要害，诱惑和操纵，欲望和错觉，直至无法自拔。长期沉迷数字世界，沉浸于碎片化的信息茧房，沉醉于虚拟空间的宅生活，会造成注意力涣散、增加选择成本，削弱认知能力、厌恶现实世界、丧失精英感，引发社交恐惧、网络成瘾、网络暴力、人格异化等心理问题。
从启蒙运动开始，类似的思考和批判就未曾停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芒福德比喻说，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文明就像一部汽车，既无方向盘又无制动器，在一条享乐和世俗文化的道路上飞奔。哈耶克则认为科学走过了头，阻碍着在社会理解上的进步，自由将无容身之地，只是在服从主人（自然规律）的支配。波兹曼的“媒介三部曲”、温纳的《自主的技术》等，对工业社会中技术独步天下的现象也有深刻的警示。
科学本身并没有错，它本身不可能是一种邪恶的力量。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的危险来自于技术的框架。人类发明各种技术本来是为了延伸自己的能力，一旦技术超过框架就演化为技术的异化，把自己当作主人，个人的生命可能被这个技术世界所淹没。当科学作用于社会时，就需要对其驾驭和价值导向，即所谓的技术意识。因为技术与架空的纯科学不同，与人类社会不可分割；技术意识本身包含着人文精神的成分，需要价值和伦理道德的滋养。
概而言之，科学本无错，唯技术意识有差耳。个中关系，就好比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在遇刺后所说的，“杀人的不是枪，是扣动扳机的人。”由此人们日益意识到，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之间寻找平衡是未来社会的主要趋势之一。这一趋势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技术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的合流。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