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下热点。前日参与一个调研座谈,题目是关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链”深度融合的痛点和难点、思路与举措。结合发言内容,融汇《大学大城》相关章节梗概,新写了这个小专题:
专题二:创新生态博弈论
专题三:创新系统动力学
——科技创新的主导者是学术机构,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等。这些参与者的共同身份叫做科技工作者,就是那些在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同事们。所以也经常用“实验室”来指代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产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龙头企业、创新联合体、技术创新联盟等。主导者是企业家,也可以具象为科技型企业家、创业家,主导着产业创新的方向,最典型莫若特斯拉和马斯克。由于他们对市场需求、市场反馈极度敏感,所以也经常用“市场”二字指代,自然而然成为产业创新的关键指向标。
显然,二者的组织基因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具有学术共同体特有的松散结构,后者则因商业价值驱动会形成相对紧凑闭环的组织。这种结构性错位导致创新生态中出现了鸿沟,学术机构科研成果中约80%因技术成熟度断层、价值需求错位、市场适应性不足、资金断裂、资源错配等问题在此消亡。而新型研发机构(如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从事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混合型组织,它兼具学术机构的探索性与企业的市场敏感性,是一种有效解决系统性隔离问题的过渡性生态位。
价值体系各异
——科技创新的主体遵循“学术逻辑”。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他把科技创新过程视作事业和自我成就的意义所在。往往会倾入情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自己的成果。
根据主体不同还可细分两类:一类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创新活动以突破认知边界为使命,追学术声望的最大化。而这种学术声望的获得,主要体现在首创性(这是诺贝尔奖评奖原则)和创新性(这是申报项目的必答题)。而在国内具体语境中,为了便于量化评价,常会替换为发表SCI论文和引用次数等指标。另一类是开展应用工程技术研究的创新型工程师。他们瞄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产业“脖子”技术开展创新活动,致力于化解产业发展中的实际困境,追求性能极限的可能性。例如,研发芯片制造技术,旨在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提升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是以兴趣为导向、以好奇心为驱动,这是德国柏林大学倡导的纯科学研究。但实际上,这种极致追求学术自由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少了。何况在项目导向的今天,在科研指南的规训下,即便最浪漫主义的理论科学家,也必须找准定位,回归现实,回答好“关键科学问题”这道必答题,尤其要在“四个面向”中选题,既保持基础研究的探索性,又确保技术创新的应用指向。例如,针对疾病防治的医学应用基础研究,既要从基础科学原理出发,又要紧密结合临床应用需求。回溯历史,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就是在于强调这种实用主义研究,例如当代的DARPA模式就发挥了这种应用导向下的基础研究引领作用。——这种兼顾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维度的研究范式就是巴斯德象限研究范式,在科研象限里分属不同的区间(参见下图),为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主体割裂提供了新可能。
图:有组织的科研象限模型
——产业创新的主体遵循"商业逻辑"。作为企业,他们关注技术的商业化价值。比起科学家们把技术当做孩子、当做毕生事业的来付诸情感;企业家们看待技术会更为理性,会把它看做一个限定时期内的投资项目。business is business。他们所开展的创新活动都围绕着"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在测算和权衡。例如,考量技术成本是否低廉,能否实现大规模量产,是否契合用户实际需求和有人买单,以及什么样的投入会在市场中占据足够份额。实际上,很多新技术的量产早期都是在“赔本赚吆喝”,我们大课题组很早在做柔性OLED和PLED显示技术,经历了它从概念原型到主流技术的成长过程。
话语体系鸿沟
——科技创新工作者的语言呈现专业化、理想化特征。比方说:在乎同行评议,喜欢使用抽象符号系统,难免运用一些拗口的专业术语与学术概念,会较真于数据的使用和道理的陈述中。
——产业创新企业家的语言更贴近实用化、场景化。他们擅长用另一套市场分析框架来叙事,充满诸如“市场痛点”“用户画像”“盈利模式”“渠道拓展”“供应链”“路线图”“闭环”等“江湖黑话”,善于以商业逻辑和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
很显然,由于二者成长路径大相径庭,秉持着自的价值体系,操持着如此不同的语言,沟通时常常出现障碍,仿佛处于平行宇宙。于是,“技术经理人”这一旨在消弭二者信息差的职业应运而生。他们懂技术,通市场,如同跨越平行宇宙的翻译官,能够将科技成果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商业价值亮点,也能把市场需求准确传达给科研团队,把学术论文和发明专利转化为商业计划书。
协同创新生态破局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如齿轮般咬合,既对抗又互补。构建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巴斯德象限研究、发展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知识价值转化形态等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沟通信息、重构协同创新生态。通过这些过渡性生态的关键补位,两大创新体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合和协同,显著增强了整体创新生态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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