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依靠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的弊病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信用级别相差巨大。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因为信用级别高，基本不存在融资问题，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则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漩涡，在过去历次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因为投融资渠道不畅通，其融资状况并不能因刺激政策而得到有效改善。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实现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此同时，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不仅加重企业负担、影响宏观调控效果、掣肘经济复苏，也带来风险隐患。如何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恢复内生动力的重要课题。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仅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多次提及相关问题。可以说，全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共同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但是，由于中小微企业的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物，商业银行对其发放贷款一般都比较谨慎。在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除了其自身“先天不足”的全球共性外， “融资难、融资贵”还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等。
“中国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言以蔽之。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步累积形成的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加剧了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矛盾。他解释说，过去依靠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形成的弊病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信用级别相差巨大。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因为信用级别高，基本不存在融资问题，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则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漩涡，在过去历次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因为投融资渠道不畅通，其融资状况并不能因刺激政策而得到有效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货币信贷总量不小，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今后，金融改革内容非常丰富，其一就是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小微企业是融资市场中的弱者，设立民营银行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竞争，有助于打破融资瓶颈，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进而降低实体经济的整体融资成本。
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强调，在当下，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快核销不良贷款。他表示，不良贷款长期占用有限的信贷资源，导致其他效率较高的经济单位无法获得有效的信贷支持，严重制约银行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宏观调控部门、监管部门、银行和借款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良贷款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性，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核销不良贷款，提高不良贷款处置的规模和效率。
郭田勇认为，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畅通融资渠道是关键。他建议从完善利率等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资本市场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疏通间接融资渠道、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试点五个方面着手。
今年上半年，一系列微刺激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实施后，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但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旧无法摆脱对政策的依赖，经济下半年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要防止经济下滑、实现稳中求进，对冲政策是必要的。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认为，定向降准有其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定向宽松政策作为流动性调控工具的一种，其出台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稳定市场流动性，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助于在“总量稳定”的前提下“优化结构”，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并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了激励金融体系更高效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他建议，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创新货币政策管理工具，精准发力，加大对经济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推动落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各项措施，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同时定向金融调控政策应与财政政策、深化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协调加快推进，致力于完善机制，为经济金融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