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近段时间遍地开花的孵化器数量，可能已经赶上创业者的数量了。这是一个人人争相染指的行业，但它却在巨大的热情下面临变成泡沫的风险。随着创业泡沫的破灭，在急功近利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孵化器也是时候回归理性了。
作者丨相欣等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个别孵化器中的收入甚至无法抵消成本，更谈不上所谓的盈利，位于深圳南山的“地库”就被创始人所转让，在创立短短的4个月里地库烧掉100多万；同时，它们并非像所承诺的那样给创业者带来多种益处，更像是商业地产商，能为创业者们提供仅是办公场地和有限的资源。
甚至有报道称，在创业之都的四川省成都市，有创业孵化器以提供免费办公室为幌子以及“代注册公司、装修款、办公室押金”等名义骗取创业者钱财，涉案金额巨大，被骗人数众多。据反映，其中受害者还包括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锦城学院等高校的学生。
再看美国，硅谷创业之父之Paul Graham一手创办了初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简称YC），改写了创业者和硅谷投资者之间的旧秩序，塑造出一个创投新范本。著名的Dropbox、Airbnb等公司便是YC的杰作。有媒体报道称，YC孵化出的企业总价值已经超过80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价值超过4500万美元。
在中国的孵化器们眼中，YC就像是一个标杆，“成为中国版YC”是他们的口号，能够孕育出像Airbnb这样的独角兽则是他们的目标。
事实却没有想象中美好。随着中国孵化器种类和数量的确越来越多，部分孵化器开始显露出弊病，同质化、经营者能力差异、盈利难等问题逐一被暴露出来，成为一些孵化器绕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人们开始审视，我们究竟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孵化器。
泡沫
大跃进式的扩张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速度，正在赶超创业者的增长速度。
单是在著名的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就聚集了3W咖啡、车库咖啡、天使汇、创业家、氪空间等数十家创业孵化器，鼎好、海龙等中关村电子卖场也整体转向以企业孵化器为代表的写字楼。有数据显示，中关村创业大街日均孵化1.6家创业企业。再加上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各类孵化器或众创空间扶植政策，孵化器在中国遍地开花。
早在2014年，国家对于孵化器建设就有所规划。根据当时的规划，到2015年我国各类孵化器数量将达1500家，孵化场地达5000万平方米以上，孵化资金总额50亿元以上，在孵企业10万家以上，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
实际数据却远高于此。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国内新增各类创业孵化器4000多家，而在2015年之前，28年来的孵化器数量总计还不到1600家。（中国最早的创业孵化器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即1987年诞生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
在广州，2003年孵化器数量为11家，在孵企业526家；2011年，孵化器数量达到43家，在孵企业3881家，8年时间增长了32家。而到了2014年，广州市孵化器数量达到85家，在孵企业5344家，3年时间就增长了4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8家，市级孵化器21家。
市场上几千家孵化器做的业务大同小异，甚至创业者的增长还不及孵化器增长速度，于是孵化器争相免费。有些创业者将各家孵化器的免费场地当作最大福利，今天在这个孵化器免费3个月，明天到另外一个孵化器又免费3个月。
位于中关村丹棱SOHO地下一层的3Q SOHO是SOHO中国推出的O2O共享办公产品，记者走访时发现，临近门口的一个大开间里工位空空如也，若是坐满大概可容纳50人。一位在楼上办公的员工告诉记者，年前这里还人满为患，年后有几家创业公司陆续离开，工位也就空了出来。
不过，在九合创投创始人王啸看来，其中关键问题并非是孵化器数量的多少。他对腾讯科技表示，从现状来看孵化器并未过剩，新的项目层出不穷，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孵化器是否能够真正和创业公司的需求匹配上。
桎梏
同质化现象严重
深处创业行业的人都知道，孵化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这对孵化器团队的资源和能力要求很高。
回到现实，很多孵化器提供的服务却基本相同，大都是免费或低价场地、工商代理、项目路演、融资辅导、导师服务等。
专注于安全软件领域的火绒安全至今成立已4年有余，其创始团队一直是在位于北五环附近的一所民房内，就在去年前汽车之家副总裁马刚宣布辞职并加入到火绒团队。当被问及为何不考虑入驻孵化器时，马刚告诉腾讯科技，孵化器除了提供办公场地之外，对创业团队的帮助实在有限，从未考虑过。
持这种想法的并非马刚一人。范先生曾经是3W孵化器的一名创业者，从中他会得到一些免费资源，包括办公空间、投融资服务、知识培训等，此外还会获得一些媒体曝光。“但实际上公司的成长还是要靠自己。”范先生对腾讯科技如是说。
业内人士认为，真正的孵化器需要深入每一个企业，真正为企业嫁接资源、资金和提供服务，见证和帮助企业的成长，而非扮演着“二房东”的角色，从事租赁创业空间收取创业过程中行政服务费用等简单业务。
另外，孵化器的办公环境也多被诟病。一位微派的前员工告诉腾讯科技，从切身感受上来说，很多早期创业公司需要在技术和产品运营上花费很大精力，而承担技术工作的员工往往需要更安静的环境，敞开式的办公环境在很多时候让他们感到头疼。
“对于3到5人的早期团队来说，敞开的办公环境对他们来说影响还不大，一旦团队人数增加，就不太适合留在孵化器。”但现实情况是，孵化器的工位并不便宜，少则八九百，多则上千元，小团队无力承担，最终导致入驻的都是数十人的团队，且流动性也比较大，很多团队在三四个月后就会选择离开。
探路
如何盈利
表面上百花齐放，但实际上一些孵化器的日子并不好过，某孵化器对腾讯科技关于盈利的问题避而不谈。
目前来看，常见的盈利模式包括四种：办公空间的长短期租赁；使用会议室、IT维修服务等的增值服务收费；媒体、IT等方面的高级服务收费；会员入会及相关费用。但受多种条件制约这些盈利模式缺乏稳定性。
王啸曾是“百度七剑客”创始团队中的一员，离开百度时就想过成立孵化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件事并不容易：首先运营成本很难收回，其次管理创业公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有时还会落入两难的境地，创业公司往往没有太多钱，从他们身上盈利并不现实；如果占股权，变现也要等待很长时间，而这样就变成了投资机构。”
此外，与孵化相比，投资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资历，以及对行业的理解和预判，可对于大部分孵化器来说，由于缺乏经验和人才，想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另外，一旦缺乏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投资失败，孵化器就会面临亏损困境。
当然，并非所有孵化器都面临上述的生存困境。从分类上来看，目前中国较成熟的孵化器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代表经营模式：
第一种是企业平台型，例如腾讯、百度、微软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孵化器，这类孵化器往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市场资源；
第二种是“天使+孵化”型，这类型孵化器更类似于YC的模式，由民间资本或教育类机构主导，项目入驻后会对部分企业进行天使投资，通过后续退出来盈利；
第三种是开放空间，即提供较低租金办公场所为主，定期组织沙龙或讲座，不会直接投资；
第四种是垂直产业型，通常来说这类孵化器更具专业性，针对某一产品进行定向孵化，主要由政府或产业协会主导。
王啸表示，独立的孵化器是很难生存，目前做得好的微软加速器、36Kr的氪空间、腾讯众创空间，背后都有一个大型体系（公司或政府）来支持。孵化器众多，能够争取到优质的创业公司并不是那么容易，其中专业更集中的孵化器竞争力才会更强。与此同时，随着创业泡沫的破灭，在急功近利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孵化器也是时候回归理性了。
延伸阅读
以色列已成为硅谷之外全球另一个顶尖的创新发源地，在这么一块弹丸之地何以能够孵化出层出不穷的震动全球的创业公司和创新产品呢？这与以色列独有的孵化“土壤”和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帮助初创企业闯过“死亡谷”成为了以色列政府的“责任”。
“以色列的孵化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ArnonPerlman在最近的一场活动中自若地说。
政府在创业企业早期的“死亡谷”坚定扶持，承担最大的风险却不共享收益，这是以色列创新中最不可或缺的要义之一，它使得高科技孵化器和风险投资本身成为了以色列两大支柱性产业，更使得其他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使得8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在纳斯达克的上市企业仅次于美国。
“当我来到中国，我发现其实也并不需要一直用以色列的老路子来创新。现在大家都说政府不需要对企业进行太多干涉，要市场化。以色列当然也需要市场化，尤其是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以色列第一家风投是政府的，政府也要创新。如果创新，失败了怎么办，我们前面谈失败，这种平衡也很重要。”SIT系统创新思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全球总裁阿姆农-列瓦夫(AmnonLevav)在一场名为“对话以色列：解码创新基因”的论坛上如此表示。
政府主推天使融资
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政府希望通过高科技转型发展的时候，很多以色列官员考察了美国。但他们发现，硅谷的成功经验在以色列很难得到复制。最大的问题就是，硅谷的高科技产业能够获得大发展，有硅谷四大投行和发达的民间投资市场，而当时以色列还不存在风投这个行业。
如今，以色列孵化器从私人获得的融资是政府初始投资的两倍多，以色列的风险投资额超过欧洲法国、德国这些大的国家的总和。
实现这一变化，以色列做的第一步就是帮助企业渡过创业的“死亡谷”——按照国际范围的统计，超过95%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会在前三年死掉。
以色列施拉特公司首席运营官王琦告诉记者，对此，以色列政府做了两件事：1991年创建了一个科技孵化器项目，1992年建立了一个创业投资基金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有一个“风险分担、收益不共享”的原则。政府为进入到孵化器的企业提供两年的 软贷款——企业失败了不需要偿还，成功了连本带息、以很低的利息把政府的贷款还回来就行，政府这时候又可以用这些钱去扶持新的企业。
“软贷款其实是占了这些初创型企业运营费用的85%。他们做过核算，两年左右的时间，一个高科技企业从创立到孵化完整大概需要80万美元左右，其中民间资本投入10万~15万美元，而政府会提供超过60万美元的软贷款。”王琦说。
一名以色列风投基金创始人表示，以色列的孵化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它们通常隶属于著名的大学、地方行政区域或者工业集团。它们的办公场地和行政开销都是由政府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埋单，每个孵化器每年会接受国家通过OCS派发的20万美元津贴，用以支持其运行。
“以色列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更多关于那些比较疯狂的理念，我们就是帮助他们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通过政府出资的平台让他们成长起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ArnonPerlman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的创业孵化器更应该回到前端，回到企业产品可能还未成型而只有一个新想法、理念的阶段。“目前我在中国看到的，更多的不是孵化器，而是一个加速器的概念。”
上述基金创始人表示，最近十五年间，以色列风投基金的数量从上百家收缩到20家，这些基金中的大部分优先注资处于种子时期的公司，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家在初级阶段的投资相当于所有投资的一半。“大量投资者只针对研发的初级阶段，为的就是在几年内，创建的不仅是一家卓有成就的公司，更是一个其他高科技公司可以收购的技术平台。这种仅限于初级阶段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常见，通过孵化器，向天使投资人或群众募资。”
鼓励孵化器私有化
不过，政府的软贷款只能帮助企业解决初创期前两年的资金问题，创业企业的持续发展，还得益于以色列孵化器的私有化。
以色列政府发起了Yozma计划：国家资金由私人风险投资家决定分配，决策不受国家干扰——相当于政府扮演“母基金”的角色、直接投资科技创业公司的种子阶段。
“Yozma基金和软贷款机制是一样的，共担风险，但不共享收益。”王琦说，以色列政府大概出了3200万美元，他吸引欧美的一些大型资金来到以色列。
“如果你出1200万美元的话，我会给你匹配。如果投资成功，企业上市，只需连本带息将他们的股息买走就行，所有的上百倍的收益都归你。如果投资失败，我帮你共担风险，不追究你的责任。”王琦说，通过这样的办法，非常有效地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著名基金来以色列淘金，大约建立超过100只风投基金，形成了超过百亿的风投产业。
此后，孵化器私有化，转为由富有经验的专业投资者支持，他们拥有能够向“孵化”中的公司提供在商界强劲发展的人脉关系。
“它远远无法取代私人融资，却可以刺激这些投资，将它们合理组织，然后从中退出。计划是用来吸引资本的，从来没有与私营企业形成过竞争，反而在税务方面为它们提供了便利。”上述以色列风投基金创始人表示。
这种创新甚至不排除与大的跨国企业合作。作为一家以色列创新公司，SIT一直致力于帮助企业利用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和现有资源从内部发展它们的业务，即所谓的“盒内创新”。阿姆农-列瓦夫(AmnonLevav)认为：“说到创新，他们就提到身穿白大褂的科研工作者。其实科技以外，还可以有商业模式和流程的创新。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不需要刻意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