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水的意义
从大禹抗洪治水到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灌溉，再到隋唐开凿京杭运河以及新中国的治黄史，都体现了治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当人类生产力急剧发展，水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水矛盾日益突现。特别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使得我国水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
水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而是应当加以保护和守卫并予珍惜的人类遗产；水不是一种普通物质，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动植物生存的空间；水不仅对人类意义重大，更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控制性要素。同时，水有着它的自然属性，水是流动循环的，甚至以固态、气态和液态在冰川、空气中和水体中循环往复；作为液态的水体，它有着众多的功能，除了作为所有生物的营养食物输送途径，也是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是物质和能量在流域内，在空气、地表及地下之间的输送工具，是地球气候平衡的最重要环节；对于人类，饮用水是生存基础，家庭生活用水是提高人们福祉的前提，同时更是为农业、工业、渔业、能源电力提供资源、空间和水力，另外还承载着水运、水文化体育、水景观等多种功能。而因全球性气候变化，地区的极端气候现象日益频繁，干旱洪涝台风造成更大经济损失。也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类对水多方面功能的高强度利用，促使用水利益冲突日益严重，迫切需要转变水治理理念，改革水管理体制和机制，增强水治理能力。
浙江省在这方面勇于创新，提出“五水共治”，这是对20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议》的进一步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治水为突破口，解决民生、环境、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等众多问题，但也正因为水关系到所有经济领域和社会所有层面，“治水为突破口”同样可能陷于治水的复杂实践中，治水可能难以承担起重任，并会逐渐失去行动方向。
二、对“五水”的另一种阐述
除了官方对“五水共治”的系统解释：治污水、防洪水、保供水、排涝水和抓节水外，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五水共治”予以补充。它们分别是：保护自然水循环、平衡社会水循环、保证饮用水安全、提高虚拟水效率和促进公众水意识。
1、保护自然水循环
自然水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其长期平衡是与人类的长期利益一致的。因为人类其实本身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只有处于一种良好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自身利益才能得到维系。在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中警示了人类在有限的环境与资源条件下，增长必定是有极限的。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发展模式”，即要求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相协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人类生活本身其实就处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只有拥有健康的水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的水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而这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是指一种以水陆平衡、水量质平衡、水与水生动植物系统平衡、自然水生态与人类水循环平衡的历史发展过程。
2、平衡社会水循环
人类虽然属于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这个地球正在进入人类纪，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重要。社会水循环有两个方面的含意。首先是与自然水循环相对的，是指人类对水（水体）的使用，这种使用是包括多方面的，包括取水排水、利用水能、以及水体的净化功能、甚至水文化历史与美学享受。在水治理中，无法对自然水循环全面干涉和管理，而主要针对社会水循环，尤其是要控制要水从自然界进入社会领域和再次回到自然界这两个临界点。在工业社会中尤其是要规范生活家庭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以及有毒害物质进入水体，防止社会对自然水循环造成明显破坏。其次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近代人类迅猛的工业科技进步引发了人与自然长期形成的水平衡失衡。对此既需要科技进步也需要人们理念与法治的进步，逐渐将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的水循环时空失衡恢复到自然水循环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内，恢复平衡。
3、保证饮用水安全
饮用水安全是人类所有水体使用中的核心利益。饮用水不仅是维系生命的基础，也是促进人类幸福的基础，饮用水的供应与质量安全直接影响到人的安全感。不仅在中国，因为环境污染威胁到供水人们感受到的不安全，在发达国家，因为认识到饮用水对健康的重要，人们对饮用水的重视一点都不比中国人要少。饮用水安全的长期保障只能依赖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平衡，因为水是循环往复的，即使设置了水源地保护区，但如果在水源地外的自然界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水源地将无法单独得以保证。水源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循环平衡的前提下的进一步措施。在德国，百分之九十是抽取地下水为饮用水水源，只需要简单处理即可供应，饮用水安全的保障措施是设置在社会向自然界退水时，要求仍然还给自然以清洁的水；而我国大多以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因为水体污染严重，需要经过复杂而昂贵的处理才能供水，一旦集中供水出现问题，社会风险非常大。
4、提高虚拟水效率
人类几千年发展逐渐形成的社会与自然的水循环，因为迅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威胁。在我国热衷于计算水体的纳污能力和生态红线，其实这是非常被动的、高风险的、是一种防卫与退守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界中的水循环都是生态平衡所需要，甚至包括洪水，它是生态平衡的一种有益现象。因此人类用水应该尽量节约。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人们为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必然需要利用水，而出于既保护水体，又遵循公平市场竞争，商品生产中实际消耗的水量作为一个指标很有必要。由此提出虚拟水或水足迹的概念，即我国在节水政策上的工农业用水效率指标。
5、促进公众水意识
节水是公众水意识的重要一方面，但公众水意识还应包括：水体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水污染损害维权意识、洪水风险防范意识、水生态价值意识等。在水治理上，除了传统的政府管制措施外，日益提倡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水权与水价和公众参与辅之。尤其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下，公众参与水治理是弥补政府信息与知识的不足最好制度。让危害水体行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治水不是难事。
三、“共治”的实质是综合水体治理
“五水共治”不仅说明了水治理的多领域和复杂性外，而且指出了综合水治理的理念，即“共治”。如何实现共治，应该从宏观层面和水治理的具体微观层面来理解：首先是从宏观上，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平衡经济、社会与环境利益，并不一定要强调环境利益的优先性，但要保证环境利益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是同样重要的，在政策制订和地方立法以及行政执行中必须要坚持这个理念；其次在水治理的具体事务上，要求从行政职权、治理手段、时空范围以及参与力量上多方面协同：在行政职权上，除了水利部门与环境部门外，同样还要与计划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国土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等一起来协调、共同行动，这是水体上集中众多利益决定的，比如河岸开发、河道采沙、用水效率、陆上排污、城市洪涝等众多问题都不是政府单个职能部门能独立完全解决的；在治理手段上，首先是要使用综合的水体使用审批制度，因为水本身是一个生态平衡系统，取水会影响水体，向水体排放废水、投入固体、挖取固体物质、横截河道也同样会影响到水体健康，因此非常有必要从现有的取水许可审批和排污许可审批以及取砂许可、水体许可等审批许可整合为统一的水体许可审批制度。而且还要考虑到一定距离河岸范围，曾经以为垂直石岸比较美观，但事实证明这隔断了水岸的生态系统联系。其次在治理措施上要既重视对现有污染的治理，更要有预防理念，既要禁止进一步恶化，更要有更高的水体治理目标，因此需要有以环境目标为导向的规划制度；在空间范围意义上，主要是要以流域管理理念补充现有的行政区域管理，人类权力社会还是以行政区域管理为根本的，但同时要考虑到水体的自然流域特征，因此需要以流域为尺度来进行综合规划，行政区域管理中要有流域利益的思考，对此主要是流域内水管理部门的商议、合作与协调机制，流域管理更多是水行政区域管理中的一种理念；最后在多种参与力量方面，主要是指水体治理除了国家为主力，社会也仍然要积极主动，包括水体保护的相关社会组织与团体、用水联合协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的宣传教育、公民的维权意识与举报权利。过去几十年的治水经验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国家大包大揽的治水思路更需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力量来弥补行政集权治理的不足。
“五水共治”是一种治水理念的创新，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五水共治”不能只是一时的政策口号，而更应化为实践行动，。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理论，形成良性互动。“五水共治”可以看成是一种顶层设计，在与国家法律不冲突的前提下，需要在地方性立法中予以落实，只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才能在长期的依法行政中坚持科学治理。同时也正是因为各地水情的不同，在治水问题上，各地需要有一定的政策与立法空间，并形成良性的制度竞争，而在国家层面上需要有更综合的环境质量标准与目标来引导并吸收各地的治水制度改革。希望通过“五水共治”恢复并打造一个更高文明层次的水乡；通过“五水共治”为实现地区产业升级并创造环境经济的发展优势；通过“五水共治”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