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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谈李冬梅×戴锦华×高华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正在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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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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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已于5月8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5月7日，影片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艺术交流映后谈活动，特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E票电影创始人、资深互联网影视专家高华出席，与本片导演兼编剧李冬梅进行深度对谈，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博士研究生张逍吟担任主持人，为北京大学的师生观众带来一场关于电影与学术的深度交流。

影片以导演李冬梅的个人经历为灵感来源，讲述了这个村庄在七天之内发生的三次死亡，两次出生。展现了一个少女童年时期对生命聚散离合的懵懂感知和对妈妈永恒的怀念。

主持人：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一部聚焦母亲的现实题材电影，影片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回归本身，那么我想问一下导演，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执导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

李冬梅：其实当时拍《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时我已经38岁了，在此之前我也写过一些剧本。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东西我永远在逃避，就是关于我妈妈的部分。这个部分一直存在于我心里，是一个我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但是我想我都要到40岁了，应该去诚实地面对这种有关伤痛的记忆，不然我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这是一部有关成长和自我疗愈的电影。

主持人：戴教授，您曾和我们分享过您心目中的电影“是我们望向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破镜而出的可能”，这也是您对当下电影的期许。看完《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这部电影，您的感受如何？

戴锦华：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青年导演带有她们的原创性和实验性的作品很多，而这部电影是在我的感受和认知当中很纯正的一部电影，她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商业性妥协。电影来自于导演生命中的真实时刻，其实是没有治愈的创伤，把创伤裸露给我们看，也是一次和母亲的真正的告别。我看到了90年代中国南方的乡村，看到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少女的日常生活。

主持人：大家或多或少都能感知到如今文艺片上映是非常困难的。E票电影是这部影片的宣传公司，同时也是宣发垫资方，这其中能直接看出E票电影对《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想问一下高华老师，您决定助力影片上映的契机是什么？

高华：做电影以后，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但这个电影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记得我第一次看是在2021年的春天，是在一个非常窄小的屏幕上看的。我第一次看也觉得电影展现的前四天有点沉有点慢，但是到第五天的晚上我就开始痛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母女之间的情感都能触动每个人心里面对母女的记忆，以及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让这个电影能到院线去上映。又过了一年，我终于和导演见面，聊过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起心动念和目标都很一致，我们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就是想让电影能被更多跟它有共鸣的人看到。一直到2023年，我们才开始有机会正式运作这件事，其中的艰辛我不过多赘述，但非常庆幸电影将于5月8日正式上映。这部电影经过千山万水能够走到北大的师生观众面前，我觉得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

主持人：刚看完影片，我们不难发现，演员们都是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素人，她们只是将自己日常的生活自然地呈现出来。李冬梅导演也更像是一个不加任何干涉的记录者，最真实地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一家人七日的生活。导演曾经说过：“这是一次用电影的方式关于日常和无常的存在主义探索”，您能和我们详细聊聊这句话吗？

李冬梅：其实这可能与我自己对人生的感受有关，因为妈妈在我12岁那年离开的方式是非常突然的，所以我的成长也是暴风骤雨般的。同时她的离去也是我在后面二十几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回想的。当我想要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情感浓度最高的妈妈去世时的场景，而是我最后一次与妈妈吃饭是什么时候，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情节。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候可能都觉得无常是很遥远的事情，以前我们说日常是无常，我有时候会觉得无常也是日常。在这期间，我大概用了5天的时间，用了非常缓慢的速度和耐心去建构这种日常，我希望观众在日常的凝视当中，在巨大的无常面前去感知日常和无常之间的一线之隔。我希望可以用一种更加体验的方式去诉说我对生命的一种感知。

主持人：关于女性、农村、生命，冬梅导演选择了相对平淡克制的手法来诠释。戴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表现方式？

戴锦华：其实更重要的是如何讲故事，而不光是她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刚才导演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和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体会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入这个形式。我觉得正是这样一种渗透，让我们去感觉日常的无常，去感觉生与死。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慢慢给你、慢慢地渗透你的感觉，你会觉得不断生育其实是千百年来女性生命的常态。在现代医学下我们感觉不到女性生命日常遭遇到的挑战，包括生命的坚韧和脆弱。每一次生育可能伴随着死亡，可能造成死亡。影片中的母亲不断地生育，显然是在期待一个儿子。所以四妹被送走了、五妹大概是因为母亲的去世被送走了。到最后，片中的长女跟爸爸说我会孝顺你，在这个时候一个女儿要承担起儿子的责任。导演好像不介入，但其实导演太强烈了，她掌控每一个积累的选择。

主持人：一个反映日常生活的电影，其实更要下很多功夫，李冬梅导演可以对此聊聊吗？

李冬梅：其实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不怎么去规划，我不会想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我非常忠于自己的直觉。我把我自己的这种肉身的体验完完全全地敞开放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以我自己的理解，我们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其实是很明显的。但是当我们放弃理性、还原人作为人本身的时候，是能够抵达我们的母性线的。对我来说，二十几年过去了，那些细节其实是很遥远又切近的，变得很模糊：当她们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说话？其实我不记得她们说了什么，但那个画面、那种情感，某一些瞬间，像一帧一帧的照片显现出来。后来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它不只是发生在乡村，它也不只是发生在1992年，它甚至到现在还在发生，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它其实并没有改变。

主持人：很多电影创作者会将个人经历折射到电影作品中。戴教授和高华老师也曾和许多电影创作者有过深度交流，二位对于个人经历和影视作品呈现间的关系，能不能也谈一谈？

戴锦华：我会感兴趣的一个东西是高度个人化的自传体故事成为电影。我喜欢这部电影，另外的原因也在这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也是一个真实的女人，她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人的普通的生命状态。我们走进这个电影，我们看到了一段历史，到达一个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去理解一种非常古老的长期延续的生命状态的同时，也反观到其实这种生命状态在现实当中仍然在延续。我觉得这部电影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高华：看看我们小时候读过的那些中外文学，我觉得很多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其实都是自己的事情。电影同理，无论国内外，都是偏自传体。我觉得冬梅导演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白描的方式，来完整地还原了一个过程。为什么要拍那么多吃饭的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这是日常的状态，我现在可以体会到这是冬梅导演内心的一个真实，她说她其实对和妈妈一起吃饭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她就用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方法反复地去反映这一过程。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会痛哭？我想导演一定也是触动了我自己内心对母女感受的一些真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