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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C、拱猪、黑猩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KF,我为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一些嘲笑我的话。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
无处不在的白板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微软研究院拍纪录片,请了几位摄影师来拍“工作情景”。公关经理尚笑莉建议我请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演出一个讨论的场面。几位研究员被拉去做戏时相当不情愿。到了会议室,导演开始导戏,“你们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不要看我们。”这时,一位研究员在白板上写了个问题,其他研究员很快聚在白板周围争论不休,完全忘记了旁边的镜头。片子拍完,摄制组都扛着摄像机走出希格玛了,他们还在那里激烈地争论。导演感叹说“这些演员,表演太逼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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