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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贫穷而快乐的日子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的胡说八道中度过。
哥大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学校—年给我2500美元的助学金,父亲给我2500美元,贷款2000美元,剩下的3000美元都要靠自己打工来赚。刚开始的时候,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电脑中心打工。而拉斯的情况跟我类似,他的父亲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的监狱当狱卒,收入一般,母亲是家庭妇女。因此,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份厨师助理的工作,那时候,他经常从食堂带剩下的面包和热狗回来,我们也经常能大吃一顿。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蛋糕、提也不想提起“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最便宜、菜量最大的粤菜馆,叫了6道菜来庆祝蛋糕发霉。“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比如,“这个编程作业就像做蛋糕一样费劲”“看懂这个程序,比吃蛋糕用的时间还要长”等等。别人听得云里雾里,我们却能很有默契地击掌。
转系
大学里专业的选择将有可能决定你一生的航向。我一直认为自己喜欢法律,希望将来做一名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入学时,没有规定专业,学生可以表明自己的大概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填了“政治科学”。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课后,我就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便开始和家人商量转系的事情。
我在高中时就对计算机有很浓厚的兴趣。大一时,我很惊讶不用打卡也可以使用计算机了,而令我更惊讶的是,这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于是,我选修了一门计算机编程课,当时,计算机软件的概念刚刚开始兴起。我对这样充满魔力的语言无比好奇。我每天都盼望着晚上去电脑室,每晚都过得特别快乐,往往一不注意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自然要逃课了。我深深地体会了那句话:“You are good at what you love; you love what you are good at(兴趣就是天赋,天赋就是兴趣。) 哥大法律系当时在全美排名第三,如果选择法律系,我的前途大概可以预见到:做法官、律师、参选议员等等。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范本,我可以照着规划。而计算机系只是新设的一个专业,前途看起来并不很明朗,我甚至连将来要做什么都想不出来,当时也没有软件工程师这种职业。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大二时,我决心从“政治科学”转到“计算机科学”。
在整个大学里,我第一学期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意思就是平均分)只有3.5,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下滑到2.9,而从我转到计算机专业以后,我此后三年的GPA刚达到了4.1。这提升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GPA,使之达到了3.9。这个成绩在计算机专业,是史无前例的高,我最终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在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可以说,转系的关键性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此后的人生都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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