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说法，是划分身份甚至社会层次的依据，并由此滋生出很多偏见和矛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取消农业税、户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身份差别也逐渐转变为分工差异。
这些年来，人们对“农村人”的印象改变了吗？
浙商：
“农村人”的叫法就带贬义
余贵生是浙江宁波某钢材厂的老板，自小在农村长大，之后定居在了城里。在他看来，“农村人”的叫法，并带有贬义，因为当地很多老板、生意人早前都来自农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被引入，中国经济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无论是发展机遇还是空间都大大增加。
在崛起的民营企业家中，浙商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群体。在今天的浙江，许多变身“城里人”的私营企业主依然与农村维持着较强的联系。
余贵生的父母因为更习惯乡下的生活方式，一直留在农村。他小时候的一些朋友目前也还在农村种地。情感纽带的存在，使余贵生与乡村始终比较亲近。
“评价一个人时应更多地看人品、能力，而不是出身。大家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余贵生觉得，大多数农村人更注重个人奋斗。“有些农民种菜、打渔样样全能，还会根据时节改变生产方式，年收入可达10万元甚至更高”。但也有些农村人不思进取，他们必须改变观念。
农村“状元”：
会感到无形的心理压力
对于大学生梁小平（化名）来说，“农村人”是一个他迫切希望摆脱的标签。梁小平的家乡位于河北省农村，全家人以务农为生。3年前，梁小平凭全县第一的成绩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件事让梁小平成了乡亲们眼中的明星。然而，当梁小平真正来到北京时，他却自卑了。
“我觉得身边的人都很高级，自己很土。城里来的学生口中很多名词，我都听不懂，只能自己揣摩同学们谈话的内容。在学校，我连怎么联网都不知道，连一顿贵一点的饭菜都不敢吃。”
梁小平说，生活上的困难和不适应相对比较好克服，他感觉真正难以改变的，是自己多年来在农村生活而形成的思维。他认为，城里孩子的谈吐、眼界、思考问题的逻辑等，都是他没有的，他需要不断模仿和学习。
梁小平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农村：“即使没有人歧视我‘农村人’的身份，我也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我身边的很多农村同学都有类似的心理。”
梁小平说，“农村人”的叫法让一些农民、民工、农村学生抬不起头，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群体自身的自卑感。“城乡之间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唯一能做的是尽快融入城市，摆脱农村人的影子”。
农民工：
不能跟领导共用一个厕所
王梦（化名）和杨露（化名）是北京某高校学生，近些年来学校频繁施工，校园里总是穿梭着许多外来农民工。
王梦和杨露偶尔去跟民工聊天，问及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才发现民工的生活比她们想象的艰难：“他们睡的是10多个人的大通铺，灯光昏暗，甚至没有风扇。”
更严重的是，工资的发放也存在拖延、克扣等很多问题，而且这些农民工并不懂得通过合同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王梦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一位农民工很高兴她们过来同自己说话，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在这里根本不被任何人理会”。
“农民工甚至不能跟领导共用一个厕所，工地里最近的厕所外墙上写着‘管理人员专用’。要是民工使用该厕所被发现，要挨管理者一通骂。内急的工人只能跑到很远的厕所去方便”。对此，王梦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农民工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
杨露希望社会对努力奋斗的农村人多一些理解：“有的人常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揣测农民工，说农村人爱算计、见识短，甚至假以恶意。然而，大多数农民工一心想的是通过辛苦的劳动，给家里多寄些钱，改善生活条件，或者供孩子上学。”
“经济上的束缚局限了他们的眼界与想法，也掠走了他们更多的兴趣和梦想。如果因此对他们抱有偏见，实在太冷漠。”杨露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文章有删节） 作者：孙震 蓝星宇
